高玉清末汉字汉语变革方案及其对国语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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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学术月刊》2015年第7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高玉:清末汉字汉语变革方案及其对国语建设的影响


【摘要】晚清时期,在日益强大的西方和日益衰落的中国的大背景下,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被认为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汉字繁难,二是汉语言文分裂。清末语言学领域汉字汉语改革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其基本的方案就是在汉字以外创造切音字、简字或快字等。清末语言学领域对于汉字汉语改革的态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的,主张在汉语文言文体系之外另建立一种汉语白话体系,在汉字之外另创立简字;一种是激进的,主张废除汉字和汉语,改用“万国新语”,但不管是保守的方案还是激进的方案,都是理论上的,并且理论上也是很粗浅的,很难实施。清末语言学讨论汉字汉语变革问题,已经深入涉及到白话文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词】清末语言学 汉字 汉语 改革

【作者】高玉,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现代汉语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由很多力量合力而成,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清末语言学领域兴起的汉字和汉语改革或改良运动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那么,清末汉字和汉语改革的各种方案和主张,其理论背景是什么?其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它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处于什么位置?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有何关联?它对国语的形成有什么作用和意义?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在中国古代,没有人说汉字不好,也没有人说汉语不好,相反,汉字被认为是神圣的。《淮南子·本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发明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中国古人一直非常尊崇汉字。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代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佛经大量被翻译成中文,这时也未见有人说汉字和汉语不好的。但到了晚清,伴随着西方的强大在战争的胜负中日益被认识到,伴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深入,西方先进和中国落后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语言文字以及文学也被认为是落后的,需要改革或者改良。所以,清末语言学汉字汉语改革运动其实有着很深的西方背景,它是在西方语言包括现代日语及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力量的突显中兴起的,倡导者和发起者多为有西语和日语背景的人。从1872年开始,中国开始有计划分批次派学生到西方学习西学,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学生大量赴日本和西方留学,留学首先要求过语言关,在学习各种语言的过程中,汉语的特点在比较中突显出来。与西方语言和现代日语相比,汉语被认为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汉字繁难,难识、难记、难写;二是汉语言文分裂。清末汉字汉语改革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提出切音字方案的人是福建人卢戆章,1892 年,他的《一目了然初阶》在厦门出版,卢戆章之所以提倡切音字,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汉字太难:“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平常诗赋文章所用者,不过五千余字而已,欲识此数千字,至聪明者非十余载之苦工不可。”“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何为其然也,以其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故也。”同时,卢戆章主张使用“土腔”和官话,并讨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解决的方式问题,他说:“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官话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这里实际上涉及到语言统一特别是读音统一的问题,也涉及到后来的白话文标准问题。卢戆章关于使用“土腔”和官话以及切音字方案明显是初步的,对于西方语言的认识也是明显有问题的,西方的文明以及教育的发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语言文字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显然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教育普及归结为语言的绝对原因。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卢戆章通过对比汉语和外语(主要是西语),发现了古代汉语存在的三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汉字太多,太复杂,识、读、写困难;二是汉语“字话”不一律,即言文不一致;三是方言口语不一,即汉字读音不统一。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整个近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基本上是沿着这个路径向前走,并且延续到今天,其结果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身在其中的简体字、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拼音方案。规范汉字,简化汉字,实行现代汉语拼音方案,这是解决汉字难识难写难读的问题;废除文言,采用白话,确定现代汉语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国语地位,这是解决汉语言文不一致的问题,解决统一语言的问题;普通话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这是解决汉语读音统一的问题。

在卢戆章之前,西人(主要是传教士)曾经尝试制订过一些汉语注音方案,最早是16 世纪的意大利人罗明坚编写《葡汉辞典》,用拉丁字母对汉语进行注音。1605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版《西字奇迹》,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1626 年,法国人金尼阁编写的《西儒耳目资》三卷出版,“西儒耳目资者,泰西大儒四表金先生所作以资耳目者也。书分三谱,首译引,次音韵,次边正。盖未睹字之面貌,而先聆厥声音者,一稽音韵谱,则形象立现,是为耳资,既睹字之面貌,而弗辨其谁何者,一稽边正谱,则名姓昭然,是为目资,而译引首谱,则以图例问答,阐发音韵边正之所以然,以为耳目之先资者也”。 可以看出,《西儒耳目资》实际上是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辞典,对于汉语,它采用了字母注音。1867 年,英国人威玛妥在伦敦出版《语言自迩集》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英国人学习汉语,创立了所谓“威氏汉语拼音方案”,对中国后世的汉语拼音设计影响巨大。但罗明坚、利玛窦等人的探索本质上属于汉语拼音方案,它实际上是给汉字注音,而不是发明新汉字,注音不是代替汉字,而是辅助汉字,它和清末卢戆章等人创造的和汉字并列的汉语切音字、简字或者“快字”以及20 世纪20 年代兴起的汉语拉丁化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语言学领域,据倪海曙统计,从1892 年到1910 年,国内一共产生了27 种汉语简字(切音字)方案,这些方案主要有拉丁字母方案、速记方案和汉字笔画方案等,而所书写的汉语基本上是官话和各地方言,也即白话。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清末语言学汉字汉语改革活动纳入白话文运动的范围,但语言领域的白话文方案和文学传媒等领域的白话文实践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

清末的各种切音字方案最初想要解决的主要是汉字的繁难问题,比如继卢戆章切音字方案之后提出另一种切音字方案的是蔡锡勇的“快字”方案,其《传音快字》于1896 年在武昌出版,在“自序”中他说:“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仓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所以他借鉴西语中的速记方式,发明了一种记音的“快字”。同一年,江苏人沈学出于同样的理由也发明了一种速记式的切音字,他说:“中外相形,中国不啻羲皇上人,最绌者文字一学,太西切音,中国象形故也。……共计字体四万九百余字,士人常用者唯四五千字,非诚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功夫不可。” 1900 年,王照出版了著名的《官话合声字母》,在序中他说:“各国文字虽浅而同,国人人通晓,因文言一致,字母简便,虽极钝之童,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故凡有生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日求精进。” 1901年,湖北人田廷俊出版《数目代字诀》一书,在序中说:“文字之繁难,中国冠天下矣,蒙童就傅三四年,不过照写依样之字画,难通训诂之意旨,试令其操觚作札,终日曳白,未知所措。”不一一列举,可以说,所有提出改革汉字的方案都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在这一意义上,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首先是从汉字改革开始的,尽管当时的许多白话报在其宣言中并没有这样表述,但原初原因却可以追溯到这里。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如果不联系汉字改革问题,清末明初的白话文运动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其认识和理解也是不可能深刻的。

同时,清末各种简字方案又都是为了解决汉语言文不一致的问题。所谓言文不一致,即口语和书面语的不一致,当时又叫“文话不一致”或者“字话不一律”等。中国当时其实通行两套语言体系,一是文言文,即书面语,主要被官府和知识分子使用,属于正规语言,老百姓不会使用这种语言,也不能理解这种语言;二是各种口语组成的白话体系,主要是一种日用语言或者民间语言,用于日常交流,不仅被老百姓使用,知识分子和官场在日常交流中也广泛地使用。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使用文言文,也会说文言文,可以做到言文一致。而所谓言文不一致,主要是指后一种情况,即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的口语和正式通行的书面语不一致。解决言文不一致理论上存在两种路径,一是改中国人的口语,大家都说文言文从而达到言文一致,二是更改变书面语,或者增加书面语。有趣的是,清末语言学领域几乎是一边倒地选择了增加书面语的方案,试图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即不仅解决汉字难识难写难读的问题,而且也同时解决汉语言文不一致的问题。理论上讲,这是具有可行性的,这些方案都不废弃汉语,仅只是换一种文字而已,或者说都不改变中国人的说话,只是寻找一种文字符号把说话书写出来,在复杂的汉字之外,再增加一种简易的汉字,让大众识字,会书写,不仅自己会书写,而且能够认识别人的书写,从而提高国民素质,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但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切音字方案完美无缺,二是强大的推动力,特别是教育部门的推动力,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更复杂的工程。但这两个条件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

清末汉字汉语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最终目标则是为了富国强兵,所以当时很多不是以研究语言问题见长的知识分子和名人都对中国未来的语言文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比如蔡元培1904 年在《俄事警闻》发表《新年梦》长文,其中关于语言的“中国梦”是:“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哪一国的人都欢喜看,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从文字上养成思想,又从思想上发到实事。”蔡元培这一段话里其实包含了很多理想或者说梦想,文字简便、语言简便、汉字字形字音统一、语言统一、汉字的音意识别方式、言文一致、语言在思想上的开放性现代性等,几乎涵盖了汉字汉语改革的所有问题。再比如康有为的“语言梦”是:“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考各地语言之法,当制一地球万音室。制百丈之室,为圆形,以像地球,悬之于空,每度十丈募地球原产人于其中。每度数人,有音异者则募置之,无所异者则一人可矣。既合全地之人,不论文野,使通音韵言语之哲学士合而考之,择其舌本最轻清圆转简易者制以为音,又择大地高下清浊最易通者制为字母。”康有为的梦想是,不仅中国语言统一,而且世界语言同一。

汉语不论文言文还是白话文都是非常复杂的。汉语本质上是象形文字,是字本位的语言,而不是字母的语言。汉字的语音是单纯的,也是非常简单的,不适合用字母来表达,汉字和汉字组合构成了汉语的根本。在汉语的意义上,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生活积淀当然包括语言本身的作用,中国人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思想、非常细腻的情感以及相一致的表达;反过来说,为了表达复杂的汉语思想和中国人的情感,汉语需要一定数量的字,需要一定数量的词,就是说汉字不具有西语的那种结构,汉语用切音字来表达,将会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汉语可能简化了,但同时也简单了,变得日常化了,而越来越远离思想。相应地,假如这种简单的切音字能够推行并且最终改变汉语结构、书写方式和整个语言体系,那么,中国思想文化必然会走向退化,不但不会变得像西方一样先进,反过来会变成像一些原始部落民族一样落后,那么,中国将会思想萎缩,或者说将越来越没有思想,成为一种简单的只能满足物质生存的民族或国家。

清末汉语拼音化方案本质上是把汉语西语化,把象形文字改成拼音文字,或者说是用西语来改造汉语,作为一种尝试这当然是可以的,特别是在汉语读音学习上,在国音统一上,它的贡献巨大,但中西语言之间的嫁接绝没有这么简单。中西方语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语言的日常交际和工具的层面上,中西方语言具有共同性,可以通约或者翻译,但在思想文化方面中西方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汉字切音化,汉语简化实际上是把具有深厚的思想和文化的汉语日常化,切音字在日常生活中还一定的可行性,而一旦进入思想和文化领域,可以说困难重重,寸步难行。所以我认为汉语拼音化和简化仅只看到了单纯的语言工具问题,而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化问题。




在语言学领域,清末对于汉字汉语改革的态度其实也是各种各样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改良,不反对汉语,不反对文言文,只是主张发明一种简易符号记录汉语口语(白话),在汉语文言文体系之外,另外建立一种汉语白话体系,保留汉字,但在汉字之外创立一种简易的切音字,实行汉语两条腿走路:汉字文言文满足知识阶层的需要,切音字白话满足大众需要。根据倪海曙的考察,中国第一个提出汉语切音文字的是宋恕,时间是1891 年,他主张“读本专用赤县之字”,但同时“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 所谓“赤县之字”即汉字。卢戆章的方案也是这样,倪海曙说:“卢戆章没有提出废除汉字的口号,他的切音字是和汉字并列的,和汉字有同等地位,可以通过它学习汉字,也可以由它来代替汉字,但是并不意味着汉字的消灭。” 1907 年,潘籍郛发表《推行简字非废汉文说》一文,明确讲切音字不过是“于汉文之外增识简字一类”,“识汉文识简字可以各行其是,可以并行不悖,可以使简字与汉文相因相成而不相刺谬”;“不闻因有切音遂废汉文也,亦不闻有疑切音之足以废汉文者也”。刘师培也是这样一种观点,他主张两种语言并用:“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 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用白话,国学用文言。这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白话有时无法表达文言的东西,同时,文言有时也无法表达新的思想,白话与文言并用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今天的中国事实上仍然是两种语言体系并存,差异在于文言文是历史形态的,而白话是现实形态的。

另一种是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和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1907 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中文杂志,在这个杂志上,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提出废除汉字、汉语,制造暂时的“中国新语”,最后实现使用“万国新语”的目标或者说理想。李石曾认为,合声文字优于象形或表意文字,即西方的字母文字优于汉字,语言的进化如生物的进化一样,最终是合声文字取代象形或表意文字,并且“合世界之文字而为一”,他反对改良汉语,认为“中国字亦皆以西母合成”之方案不过是“存留语言,革命文字”,汉字作为一种劣字必须废除,主张“直以西文或万国语代中文”即“语言文字同革命”。系统地研究并表述这个问题的则是吴稚晖,他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了《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语问题之杂答》《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等文章,吴稚晖认同日本学者寂照氏的观点,认为“汉文”有“三短”:“一曰艰深,此言笔划制造之不善也。”“二曰文法不具,此与文字无相干。”“三曰空疏乏实理,此似牵混于学术。”晚清学术用语中“汉文”一词一般指汉字,但吴稚晖这里所说的“汉文”却是包括汉字在内的汉语。与卢戆章等人的切音字汉字改良运动不一样,吴稚晖世界语运动本质上是语言革命,包括文字革命。日本学者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汉语首先是汉字太复杂,难识难记难写,这几乎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其次是不讲文法,最重要的是汉语在思想的层面上和西方思想相扞格,不能有效地表达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文化思想。汉语的文法问题,虽然马建忠1898 年就出版了《马氏文通》,但大多数语言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缺乏深入的思考,其实,古代汉语也有文法,只是和西语的文法不同而已。而关于汉语的思想与西语思想性之间的差异,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学理上的认识,虽然,一些反对汉字改革的学者把汉字和古代汉语称作国粹,把它和民族人种等联系在一起,比如邓实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章太炎也说:“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 但这种表述是很表面的,汉语与中国思想文化之间究竟是如何深层地联结在一起,晚清学术学术界缺乏准确的论述。很多人都发现了问题,特别是翻译领域,梁启超、林纾、严复等人都发现了西方思想文化不能找到准确的汉语词语来表达,吴稚晖也说:“文字为语言之代表,语言又为事理之代表;譬如日本古世之语言,止能代表彼人所发明之事理,不足以代表中国较文明之事理;故虽其后造有假名文字,止能代表其固有之语言,若出于中国较文明事理之语言,必兼取中国文字代表之。今日西洋尤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国之文字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后定,

通行甚久而后信。若欲强以中国文字相译,无人不以为绝难。故欲以中国文字,治世界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但他们都不能把中西方语言在思想层面上的差异性和翻译的困难二者之间联系起来。所以,吴稚晖主要在前两个“短”的层面上讨论废除汉语、改用“万国新语”的问题,也即在纯粹的工具层面上讨论问题。

对于汉字的看法,吴稚晖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一是认为汉字繁难,他说:“中国现有文字笔划之繁难,枉费无数光阴,于文明进步,大有妨碍。”所以“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二是认为汉字不表音,导致汉语的言文不一致,他说:“文字有二职:一为志别,一为记音,中国之文字志别之功用本完,所少者,记音之一事。”他认为汉字属于“不良”文字,“汉字不惟无音,而且不便于排印,不便于检字,为文明传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中国人守其中国文,尤格格与世界不相入,为无穷周章之困难。于是所谓时机已熟,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可以看到,吴稚晖和汉语保守派从同样的问题出发,但解决的方案和路径却不同,卢戆章、王照、劳乃宣等人主张改良,而吴稚晖则是主张革命,既废除汉字,也废除汉语,走世界语言“大同”的道路。所以吴稚晖在文章中不仅批判国粹派的邓实、章太炎等人的语言观,也批判保守的卢戆章、王照等人的汉字改良方案,他说:“汉字既不足以字母拼切,而其旧有之状,又可别不可名(不可名,犹云不识之字,无从就状而得其读音也)。将用何法以为改良?应之曰:汉字者,为早晚必行废斥之一物,若在短时之间,因大多数人方恃之为交通宣意之符号,而必苟且承用,则如不适用之废屋然,短时之间,不能不藉之以避风雨,惟有用最廉价之便法,稍事修缮,使风雨不侵而后止,万不值得费如何经营之苦心,花如何拆卸之高价,出重造之价值,仍得一不适用之建筑也。”吴稚晖认为,汉字有缺陷,不容易学习和掌握,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修缮即改良(比如“于初学之书册上,附加读音”)不过是暂且的办法,而根本办法则是废除汉语改用“万国新语”,他说:“上策必径弃中国之语言文字,改习万国新语。其次则改用现在欧洲科学精进国之文字。其次则在中国文字上附加读音。”吴稚晖还驳斥了采用他国文字就是“服从”他国、就是丧失民族性的观点:“文字者不过器物之一,如其必守较不适用之文字,则武器用弓矢可矣,何必采用他人之快枪;航海用帆樯可矣,何必采用他人之汽舟;文字所以达意,与弓矢快枪帆樯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欤? 何为不宝祖宗之弓矢与帆樯,而必保其呆滞朴僿之音,板方符咒之字哉? 是真所谓以讹传讹,习焉不察者也。”由此也可见吴稚晖其实是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提出了中国文字只宜废不宜改的观点。

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与世界语本身是否合理有关,与教育普及的程度和语言推广的难度有关,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习惯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语言的思想性和文化性决定了废除汉语之不可能,中国人的文明就是从汉语开始的,汉语绵延五千年,可以说和黄皮肤一样已经具有了中国人的身体性,汉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式,没有汉语中国人就不会开口说话,中国人就没有了思想。学习文言文,并且进行文言文书写,这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要中国自弃汉语,改用万国新语或者欧洲的某种语言比如英语来表达和交流,这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排除民族情绪上的因素不说,仅就技术和思维思想方面来说,也是做不到的。吴稚晖也意识到了废汉语改用万国新语的现实难度,“恐持论太高,而去实行尤远”,所以他提出作为过渡,“编造”一种具有中介性的、现实性的,具有中国性的“中国新语”,即“逐字译万国新语”“采用欧文名读法”等,但这同样是不可能的,小说可以编造,但语言不能编造,人类自古以来还从来没有编造成功的语言。

正是因为如此,吴稚晖的汉语革命方案遭致了广泛的批判,不仅受到国粹派的批判,也受到同样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派文化人的批判,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曾讽刺吴稚晖等人的主张:“吾国学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废汉文而用英文。”“吾国文字本可运用自如。今之后生小子,动辄毁谤祖国文字,以为木强,不能指挥自如,徒见其不通文尔。”傅斯年说:“改用外国语当做国语,大多数的中国人登时变成哑子。” 事实上,吴稚晖本人后来也认识到了这种激进方案的偏颇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白话的基础上形成国语并通行之后,吴稚晖也改变了从前的偏激态度,承认汉语不可能废除,不是不想废除,不应该废除,而是不可能废除,他说:“日本事事瞧不起中国,事事崇拜西洋,如其能废汉文,早已废了汉文、造成西洋文了。汉文的废不了,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我们要废除汉文,也是废不了;也为了尽管想要废止,必不能废。” 转而认同从前所说的“下策”即拼音方案,亦即赵元任等所提出的对国语加注音的方案,并积极推广。“注音符号”可以说是清末以来切音字运动在民国时期的最大成果,当今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建立在其基础上,它在解决汉字的读音问题上,在统一国音上可以说贡献巨大,而吴稚晖在其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清末语言文字改良运动不管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方案,其实都是理论上的,并且也是很粗浅的,很难实施。清末汉字改良者对西语的描述其实是想象的,和西语的实际并不相符合,比如蔡锡勇说:“泰西承用罗马字母,虽各国音读互殊,要皆以切音为主,寻常语言,加以配合贯串之法,即为文字,自上至下,由男及女,无事不有学,无人不有学,其一丁不识者,不数觏也,加以快字,一人可兼数人之力,一日可并数日之功。”劳乃宣说:“外国文字,专以声音为主,字母多者不过数十,识此数十字母,明其联合之法,而能事已毕,以教凡民,轻而易举。” 西方的文明程度在当时的确高于中国,民众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能够读书看报,这主要是教育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语言文字便捷易学,西方语言的确只用二三十个字母来组合,但西语其实是很复杂的,比如英语,如果达到很流畅地读报的水平,至少需要掌握一万个单词。西语虽然是表音的文字,言文一致,但绝对不是很容易就能学会的,国人今天学英语用十年时间也不能读不能说不能写就是一例。仅就构成来说,汉字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不过是点横折竖撇捺弯勾8 种笔划。从学会26 个字母到掌握英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样,从学会汉字书写的8 种笔划到掌握汉字汉语,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具有思想性、创造了丰富文化的语言不可能非常简单、一学就会。因此清末汉字改良者对切音字未来前景的描写是想象的、理想化的。

语言文字是人类发展到高级的产物,语言与思想以及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非常复杂,尤其是汉语,中国古代文明也好,中国现代文明也好,都深深依赖于汉字汉语,发明一种十天半月就能学会的语言,不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就能够表达与写作自如,这不啻天方夜谈。经过晚清漫长的探索与实践,这条路证明事实上走不通,只是理论上的,根本就不可能实际操作,所以,五四白话文通行之后,新的国语即现代汉语建立起来之后,人们普遍放弃了这种思路,今天只保留了一个汉语拼音。




清末语言学的探索为什么对白话文缺乏充分的关注和探讨?为什么会对当时广泛开展的白话文运动视而不见?为什么不探讨文言文的存废?这是笔者更关心的问题。

其实,清末语言学讨论汉字汉语变革问题,已经深入涉及到白话文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深入地讨论。清末兴起的汉字汉语改革,设计的各种方案首先就是解决汉语言文一致的问题,有各种方案,但主要的方案是不否定文言文,在文言文之外试图建立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新的书面语,并且新的书面语不再用汉字进行书写,而是用切音字进行书写。这和五四改良白话在路向上是一致的,不同在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国语建设和清末民初汉字汉语改良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以及主要成员大都认为中国的未来必将废除汉字,鲁迅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据说他还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的话。新文学发生一年多之后,《新青年》4 卷4 号的“通讯”栏曾讨论清末语言学领域提出的汉字存废问题,钱玄同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钱玄同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陈独秀回信说:“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但汉字废除非常困难,阻力非常大,作为过渡,“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的回答是:“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们其实是认同清末民初语言学家提出的改革或改良汉字的观点的,但他们认为这种改革非常困难,更现实更具有操作性的是过渡性、妥协性的方案,即,保留汉字,但放弃文言文,改用白话并改造白话、发展白话,把白话建设成为一种具有包容性、规范性、现代性的新的国语(钱玄同称之为“新体国语”)即现代汉语,这种方案更能够被国人接受。

清末语言学领域的汉字汉语改革运动大多数的方案其实也是妥协性的,只不过妥协的方面不同。清末语言学方案主要是在文言文上妥协,而在文字上激进。中国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是从认识到汉字和书面语的繁难开始的,所有主张汉字汉语改革的人都是基于汉字和旧国语(即文言文)难以掌握这一事实,最早的卢戆章、蔡锡勇、王照等提出汉字切音字等方案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稍晚的劳乃宣、田廷俊提出的简字和拼音代字等方案也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汉字汉语改革方案虽然明显不同于清末,但出发点却是相同的,比如钱玄同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一句话,汉字太繁难了,文言文太复杂了,需要改良或者改革。

今天回头看清末诸如教育不普及、国民普遍不能阅读和书写等诸多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于汉字的繁难。国人不能阅读和书写,学人需要皓首才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汉语,汉字的难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语言的复杂和语言与日常生活脱离关系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不是说认识了汉字,汉语学习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中国古代,认识1000 个基本汉字就不是文盲,认识3000 个常用汉字就可以进行基本的阅读和写作,认识6000 个常用汉字就可以当专业学者了。事实上,借助反切和“六书”等方法,认识6000 个汉字是很容易的,但从认识6000 个汉字到能够阅读文言文进而能够用文言文写作,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言文虽然也起源于古人的口语,但它后来和汉语口语渐行渐远,经过不断累积和建构,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体系,它不仅只是字形、词形、语音、语法的问题,更是思想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方式的问题,在后一意义上,文言文阅读和写作是高难度的事情,一生也不能穷尽其奥妙。同时,汉语口语也在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言。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中国语言上的言文不一致。与这种言文不一致相应,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严重地分化,一方面是具有延续性和意识形态性的传统的主体思想,另一方面则是也有延续性的鲜活的民间思想,并且这两类思想以知识的形态存在于不同的阶级和群体之中。

对于文字、语言与国民教育以及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清末语言学领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们简单地把语言问题、学习问题归结为文字问题,比如,端方说:“吾国文字艰深,……坐是之故,以致识字少者,风气锢闭,朝有良法而不易推行,官有文告而不能晓谕,师儒有教育而不肯偏及。” 沈凤楼说:“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此而欲田夫野老妇人女子人人识字,无论资性不近,即人人聪哲,人人慧悟,亦无此十年之时间也。”所以清末语言学汉字汉语改革主要是试图解决文字的问题,切音字也好,简字也好,速写符号也好,拉丁字母也好,数码字也好,各种方案都是为了简化汉语从而达到学习和掌握上的速成。袁世凯本人赞成官话字母,下令学校学习简字,当时各地还设立了很多简字学堂,但清末汉字汉语改革最后总体上是失败了。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改革汉字,而是改革汉语即弃用文言文,改用白话,从言文一致的角度解决问题,反而成功了。

文字简化或者更换并不能解决文言文的学习和掌握问题,也不能解决汉语的言文不一致的问题。清末语言学各种汉字汉语改革方案实际上主要是在“言”的层面上讨论问题,朱文熊第一个提出拼音文字无法应用于文言文的问题,他说:“国文中虽同音异字者不少,以拼音为文,则有混淆莫辨之患。”所以,清末语言学家所提出的各种汉字汉语改革方案都是应用于白话文的,当时语言学领域很少使用“白话”这个概念,多用“官话”“俗语”“方言”“俚语”“土腔”等,实际上就是“白话”。事实上,清末语言学领域已经使用白话,比如上述所引各种文章,很多都不是纯正的文言文,多是半文半白,而更接近白话,有些论述已经完全使用白话,还夹杂方言,比如陈虬说:“字又着实难识得很,每字既有许多音哪,每音又有许多字呢,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字共四万有余,紧要的也有四五千呢!还有许多音,统没有字,就是在学堂十年出来哪,旧字个个认得解得,唤他们写几句口头的言语,开一批手面的帐单,竟没有一个能一直写下去的。”这已经是很标准的白话文了,这和文学传媒领域的裘廷梁不一样,裘廷梁虽然提倡白话文,但他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却是用标准的文言文来写作的。

很难说当今的白话文就是最好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是,其实清末语言学领域对于汉字汉语改良的设计已经很接近这种选择,但这一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它发现了汉字的问题,发现了文言文的问题,发现了汉语的言文不一致,也发现了白话并且试图往白话的方向走,他们很大胆地改革汉字,发明新字,但他们对汉字和汉语都有错误的认识,也许是时代环境的影响和束缚,他们不敢对延续了几千年的文言文进行质疑和否定,不敢废弃文言文,而试图在文言文以外,以汉语口语或者日常交流语言为基础再创造一种新的汉语书面语言,在文言文之外寻求一种新的言文一致。这种选择的错误在于,因为它不废除文言文,在不废除文言文的意义上它不废除汉字,所以总体上它不仅没有简化汉语的学习,反而加重了汉语的学习,也就是说,它在文言文和汉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种白话文和简字或者切音字,如果这种简字和白话文得以通行,就意味着在中国要通行两套汉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可以学习简字和白话文,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必须同时学习两套语言,采用两种写作方式,这是巨大的负担。切音字和白话文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还涉及到经济、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因而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最后很难普及。而知识分子也不愿意学习两种语言,也不支持这种方案,所以,清末语言学领域汉字汉语变革其失败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末语言学领域关于汉字汉语改革已经走到了现代汉语方案的边缘,但就是差那么一小步,但这一小步却是关键的一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往前迈进了一小步,但就是这一小步却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面貌,中国历史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此进入了现代时代。在这一意义上,我对清末语言学领域关于汉字汉语改革的定位是: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废除文言文、建立现代白话文即国语或者说现代汉语做了充分的探索和准备,但它的各种方案和和五四的方案还是具有本质区别的。经过近百年的反复探索和实践,清末关于汉字汉语改革的目标在当今都可以说实现了,汉字简化了,推行了汉语拼音方案,通行白话文,实现了汉语言文一致,但它们都和清末方案有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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