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向前,向前,向前——论朱向前和他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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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12-05 15: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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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攻理论批评以来,朱向前陆续出版了《红•黄•绿》《灰与绿》《黑与白》《心灵的咏叹》《寻找合点》《沉入生命》《军旅文学史论》《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中国军旅文学50年》《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莫言:诺奖的荣幸》等18部专著、文论集。结合以“印象鉴赏式”为标志的审美批评,触及军旅文学本源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由个人创作经验生发的作家本体研究等方法,他坚持不懈地对军旅文学进行了30余年(1985年至今)的追踪与研究,以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文学批评家之一。他于2004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此为军旅批评家的“唯一”;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军旅文学50年》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作为军队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此殊荣,此又为“唯一”;其专著《“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2011年)收录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作为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历程丛书中的一部,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成果被纳入其中,亦为“唯一”。这三个“唯一”,说明朱向前的文学理论批评已然获得了军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显示了其成果的影响力。
如果以阶段性研究成果为划分依据,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作家作品论及现象论时期(1985—1997年)。以《小说“写意”初探》(1985年)的发表为起始,发轫之作《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1988年)以及《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1993年)为标高,凭借敏锐精当的艺术直觉、对军旅文学全景式把握的开阔视域以及辞采华茂、优美激扬的语言风格,逐步确立了军旅文学批评的研究阵地;在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军旅文学潜在文化背景的阐发、对“农民军人”主题意义的开掘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同时对莫言、周涛、朱苏进、阎连科、朱秀海、徐贵祥、柳建伟等一系列新时期代表性军旅作家进行了重要的定论性发言,客观上扶持了一批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亮相和崛起。
第二阶段:军旅文学史论时期(1998年至今)。以1998年第一本理论专著《军旅文学史论》的出版为起始,以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9年)、历时7年深入研究并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为标志,以《中国军旅文学50年》获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008年)为里程碑,确立了朱向前军旅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与地位。特别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一书,在军旅文学学科历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即将出版的《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2000—2010)》的文学史价值,同样值得期待。
第三阶段:毛泽东诗词研究时期(2005年至今)。毛泽东诗词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军旅文学?实际上,毛泽东最重要、艺术成就最大的诗词均为戎马生涯、战争激烈之时所作,对毛泽东诗词进行研究不能忽视他“三军统帅”的第一身份。以管窥豹,毛泽东个人创作的诗词同样折射了中国革命战争史。毛泽东以古典的诗词形式反映了丰富的现代内容,用诗写史,以史写诗。朱向前给予“军旅文学”的定义是:不以作者身份(军旅、非军旅)相区分,但凡以战争和军人、军旅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皆为军旅文学。按此定义来论,毛泽东诗词研究属当之无愧的军旅文学研究。作为认识过去100年的中国及其不可回避的存在,朱向前对毛泽东及其诗词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现实意义。


一、审美直觉与理性建构——作家作品论及现象思潮论时期
1985—1997年间,朱向前的理论批评在文体类型上主要为作家论、作品论和现象论,这三种类型集中体现了其鲜明的批评特色,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阶段朱向前对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贡献主要为两点:第一,对于写作对象遴选的准确性与独到性,可以概括为“高端擒贼擒王”与“低端鼎力扶持”。所谓“高端擒贼擒王”,指朱向前所选择的批评对象基本上是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军旅作家,如莫言、周涛、朱苏进、朱秀海、阎连科、徐贵祥、柳建伟等。所谓“低端鼎力扶持”,主要指他通过作序点拨和引导军旅文学新秀,如阎连科、陈怀国、李鸣生、曹岩、张慧敏等人的第一部书都是由朱向前作序。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担任“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评委以来,朱向前每年力荐一名青年军旅文学创作者。青年军旅作家王棵、青年军旅批评家傅逸尘(傅强)正是在朱向前的推介下,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可。可以这么说,朱向前引导了一批后辈军旅文学作者走向成熟与成功。第二,朱向前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现象思潮的准确提炼与把握。从对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概括,到对90年代军旅小说困境的概括,再到对90年代末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概括、对新世纪军旅小说“孤岛现象”的概括,朱向前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思潮流变进行了不间断的论证与发言,并直接影响了军旅作家的创作实践。此阶段,朱向前的理论批评逐步完成了从艺术直觉向学术自觉的过渡,获得了宏阔的视野和理性的建构,同时始终不失艺术的审美和敏锐的直觉。
(一)作家作品论
朱向前在正式进入文学批评之前曾从事多年的文学创作。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的发表实属偶然,却自此点燃了他的理论批评热情,而真正主动意义上的批评则始于他对莫言早期作品的关注与鉴赏。早在莫言发表《透明的胡萝卜》系列小说期间,朱向前就曾断言莫言小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写得最好的农村小说,仅在1985年、1986年两年间就先后发表《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986)等6篇关于莫言的评论。《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已经开始了对“高密东北乡”赋予莫言文学世界的可能性的探讨,彼时的评论尚属印象鉴赏式的审美批评,作家本体研究的批评方法尚未成形。
朱向前文学批评的真正肇始,应该说是发表于1988年《文学评论》第1期的《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这篇文章第一次运用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将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置于研究视野中,进行详细而有序的主题性探讨。将此文作为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的范本与标高,原因如下:其一,朱向前文学批评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作家本体研究的娴熟运用;其二,将出身农民子弟的军旅作家与出身军人子弟的军旅作家进行比较,引发其后关于“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等重要现象课题的阐释与研究;其三,朱向前开始了带有思辨力量的智性发言,较早期由艺术直觉生发的印象鉴赏式的批评更具理性思辨的力量;其四,正式确立了其音韵铿锵、一泻千里式的美文风格。
1993年9月,《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朱向前长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是时,朱向前对于个人批评视域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军旅文坛三大主帅已进行了多年的跟踪阅读与批评,撰写相关文章10万余字。作为独立成篇的作家论,此文以长达4万字的篇幅示人,在当时文坛并不多见。散文化的批评语言,对于莫言、周涛、朱苏进三位军旅文坛宿将“斩钉截铁式”的剖析与评价特色,使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成为一篇富有争议且具有较大阐释空间的批评文章。文中,朱向前将莫言的童年经验和婚姻经历,朱苏进的将军情结和疾病史,周涛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杂交的文化背景,这几个彼此不同的切入视角杂糅,“无中生有”却又言之凿凿地进行一番类比,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虽然在关于“三剑客”是否在一个水平线上、是否具有可比性等问题上产生了质疑之声,但更多的还是同行对文章所承载的大气魄,行文的音韵铿锵、辞采华茂,作家本体研究的扎实和批评语言的犀利,以及作者对研究对象把握之深入等方面的高度认可。
可以说,朱向前基本上是以上述两篇文章确立其在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地位和影响。朱向前由此赋予了军旅文学批评一种“内容上的可能性”以及一种“语言上的可能性”,即在“爱国主义”“英雄人物塑造”“人性问题的研究”等常规军旅文学批评的切入视角之外,另辟以作家本体研究的方法打开军旅文学大门之蹊径,并让人看到文学批评的语言可以是自在于文学作品之外的生动而丰富的表达。朱向前实践并最终坚实地把持了个人最为擅长的批评方法,确立了独树一帜的批评风格。
值得关注的是,在逐步明晰自我风格和影响的同时,这一时期朱向前对于诸多军旅作家作品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推介,通过点评和作序跋扶持了一批军旅文学新人。在李鸣生报告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朱向前写下了《魅人的梦想:星空乡愁与航天文学—序李鸣生<飞向太空港>》(1991年)。陈怀国的处女作《毛雪》发表不久,朱向前写下了将近万言的《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1991年)。《阎连科将会怎样》(1991年)是最早见诸报端的阎连科研究文章,他为阎连科的第一本小说集《和平寓言》作跋—《对农民军人的爱与知—跋阎连科小说集<和平寓言>》(1994年),另一篇《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1994年)则是关于阎连科第一篇富有影响力的评论。此外,《突出重围的“文学推土机”—柳建伟创作道路的回溯与前瞻》(1999年)、《中国军魂的回溯与前瞻—从<突出重围>与<亮剑>谈军旅文学创作的几点启示》(2004年)等文章都是与小说作者相关的最早也最具分量的研究文章。他发现及时、分析到位、敢于批评,对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亮相功不可没。他将对于批评对象遴选的准确性、敏锐性与独到性贯彻至今,无论是针对性的发言还是宏观性的定位,他对重要的军旅文学作家的批评研究几乎无一疏漏,言论多为首发,且所言多具权威性。
(二)现象思潮论
从20世纪80年代对“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军旅小说格局以及“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再到90年代对军旅小说困境—“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的归纳、对“农家军歌”的深度把握、对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的总结,一直到新世纪对军旅小说“孤岛现象”的概括,朱向前是唯一一个高度概括与深度总结军旅文学流变,且独立而不间断地完整实现了对新时期以来发展中的军旅文学进行研究探索与梳理命名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王蒙曾道:“尤其是他对军旅文学整体态势的快速扫描和敏锐把握,对青年军旅文学作家群体的带有本体性质的研究与分析等等,都触及到一些颇有深度和学术价值的问题,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朱向前最早对军旅文学现象的归纳与总结,得益于他身处军旅文学现场,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整体面貌的熟悉,以及他个人批评研究的宏观把握力。雷达曾有这样的概括:“朱向前特别敏感于创作潮流的变化,富于宏观性的概括力,他对新的作家作品固然很关注,但他更善于全局在胸地把握军旅文学整体的潮汐变动,用属于他自己的、新鲜的、准确的、具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创作的流向。正是这一点,使朱向前与他的同行们区分开来。他是那样地贴近着创作的实际和作家的实情,他又是那样地超离着具体的作家作品,仿佛站在高山上看一条在雾霭里若隐若现的河流。”
朱向前的现象思潮论并非仅停留于一般归纳与总结,而是鲜明地呈现了如下特色:首先,他立足于具体作家与作品,在开始正式进行现象思潮论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作家作品论积累,使他对于军旅文坛整体的把握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得以有的放矢、令人信服。其次,他“用属于他自己的、新鲜的、准确的、具象化的语言,来描述创作的流向”,使得出自他笔下的现象思潮概括多了几分生动鲜活,使读过之人能清晰道出军旅文学的时代背景与发展脉络,令人过目不忘。例如,他对20世纪80年军旅小说格局的高度概括—“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其中“两代作家”指的是“‘文革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新时期仍在军旅的那一批小说家”和“在建国后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八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三条战线”概指三种题材,即“当代战争题材”“和平军营题材”“历史战争题材”;“作战”是对“写作”的比喻,暗合军旅文学的“军旅”特征。只此一句“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20世纪80年代的军旅小说大格局便跃然纸上。
其中尤为重要而值得关注的是朱向前对“农家军歌”6现象的总结与阐释,这实际暗含一个背景,即20世纪80年代末文坛一度陷入沉寂,许多作家无意识罢笔,不知该如何写作,“农家军歌”的创作者们多为这一时期出现。有评论家认为这批军旅作家的文学作品价值不高,多为“乘虚而入”,朱向前则认为这批作者的作品富有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在他的挖掘与倡导下,直接引发了诸多出身农家子弟的军旅作家共唱一首“农家军歌”,影响了阎连科、朱秀海、陈怀国、徐贵祥、黄国荣、李西岳等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走向。正如阎连科回忆他和朱向前的第一次长谈时所说:“我们异常深入地讨论了军事文学的现状,异常深入地探讨了各自对‘农民军人’的理解。或者说,是一位学生异常认真地聆听了一位老师对‘农民军人’在军事文学发展中的前景、地位及最终景况的思考。回想起来,那次谈话,很像他对他一个偏爱的学生在未来文学道路的一段铺设,不仅使我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写了一大批‘农民军人’的中篇系列小说,也使当时沉寂的军事文学状况有了应有的声浪,应有的回响。”可见,朱向前的军旅文学现象论批评紧贴军旅文学现实,与创作者和创作实践紧密相关。这些例证无疑是文学批评对作家创作具有深刻预见性和深远影响力的一次生动展示,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对作品“失语”与“失效”的一次有力反拨。在对于“农民军人”主题的开拓以及相关现象的阐释中,朱向前的贡献还在于将这一现象准确定位为“‘新写实主义’在军旅文学中的回响”,为这一时期的军旅文学找到了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准确坐标。
“农家军歌”这一曾掀起军旅文坛新时期以来最大争鸣的思潮,在当时面临着重重质疑,其中包含了对于农民军人狭隘、自私、短视、保守、涣散等劣根性的描述是否夸张过当,对农家军歌与军事文学的主旨是否吻合等根本性问题的疑虑,但真正有意义的文学批评恰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时至今日我们再来返观,这一首首“农家军歌”唱响的虽非“英雄赞歌”,但同样也是新时期军旅文学铿锵有力的一支“歌”,虽不悦耳却同样震慑心魄。这些“农家军歌”的“歌唱者”恰如巴尔扎克一般,争做记录商品大潮冲刷下的军旅生活的“书记官”,他们的记录是富有时代意义的,朱向前的总结与梳理同样是富有文学史意义的。
凭借对军旅文学的全面把握和研究,朱向前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历史走向、代际更替特征有着极为明确的概括和深入透彻的理论阐释。应该说,他是一个有着极强体系意识和创造意识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些生动勾勒新时期军旅文学史发展轨迹与体系脉络的现象主题是属于当代军旅文学史的,但它们首先是属于朱向前的。


二、见树与见林——军旅文学史论时期
严格意义上来说,朱向前有意识地对军旅文学史进行梳理,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期间所承担的课题—对“新时期军事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有关当代军旅文学章节的编写工作。用他的话说:“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一当我以后再回到评论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给读者一点新的面貌和气象呢?”今天看来,朱向前对于军旅文学史完整的把握与书写,最初还不是源自一种学术的自觉,而更多是停留在为批评“给养”的意识层面。
《军旅文学史论》(1998年)是朱向前的第一部史论著述,建构在已有的理论研究之上,完成了对朱向前之前所未有的关于“前十七年”军旅文学脉络梳理的填补,实现了对军旅文学自1949年以来将近50年的完整论述。对于个人的第一部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第一部史论专著,朱向前的自我评价是:“得之于两点,失之于三点。”简言之,就是得之于整体性(当代军旅文学的发展轮廓,深层文化背景和理论探讨,以及代表性的作家论三位一体)和独立篇目的权威性(基本代表了朱向前军旅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失之于论述对象的不平衡(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十七年”的研究失衡)、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用力不均(相当一部分地方作家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未能纳入视野)以及单篇行文造成的部分观点和论述的交叉与重复。
在笔者看来,尽管对这部专著还能提出诸如论有余而史不足、文体类型不够全面、难以完整呈现当代军旅文学史整体面貌等问题,但同时值得肯定之处至少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部史论专著,在最大限度保留朱向前个人化的语言风格和文体追求的前提下,对学术理论性写作进行了成功的尝试。尽管有个人化的痕迹,但基于文学史现实的创造性建构和丰富的内容表达,无疑是符合学理规范且富有价值的。第二,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史的书写,基本上是朱向前个人命名下的军旅文学史写作。如前文所提到的关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上作战”等现象命名,几乎囊括了自新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的整个创作实绩。此外,“独立为文而又串联成史”也是这本史论专著的一大特色。全书由10篇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论文组成,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侧重对军旅文学史的梳理、对军旅文学深层文化背景的探讨和对几位新时期军旅文学代表作家的个案分析,完成了朱向前个人对军旅文学史最初的“命名”与“建构”。自此,朱向前为军旅文学史整体赋形的思维观念已经成熟并付诸实践,《军旅文学史论》一书由此成为《中国军旅文学50年》的雏形。
1999年,朱向前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获准立项,历时7年深入研究,于2007年出版著作《中国军旅文学50年》,并于2008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这部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文体分类叙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旅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以及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的戏剧、电影、电视剧悉数纳入研究视野,对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军旅文学作了一次系统全面的梳理。对于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家给予了中肯的定位与评价:“这是迄今为止对新中国军事文学发展作出比较全面研究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论作家众多,收集资料丰富”
(张炯语);“它对于复杂的、流动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军旅文学发展,给出了比较科学求实的归纳分类以至定位,大大提高了该门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雷达语);“该成果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填补了军旅文学史的空白,提出了一系列军旅文学突破的难点,对军旅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实际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对军旅文学研究也是一大推动。”(陈晓明语)
本书“前十七年”军旅文学部分沿用了已有的、公认的对“前十七年”文学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依然是新时期军旅文学,延续了《军旅文学史论》一书的逻辑构架与归纳,对于重要作家作品也基本沿用了朱向前的定位与评价。据雷达统计,成书62万字的《中国军旅文学50年》中有10万字出自朱向前个人此前研究成果原文。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对“军旅文学”命名的确立。朱向前在《军旅文学史论》成书时虽以“军旅文学”赋名,却没有为军旅文学赋“意”,彼时在《军旅文学史论》的《跋》中,朱向前描述成书的缘由和已具备的条件时,还纠结于军艺文学系“军事文学”学科的命名和自己一直沿用的“军旅文学”术语两相打架的状态,显然当时朱向前对“军旅文学”的概念并未厘清头绪。而在1999年8月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中,朱向前第一次将“战争文学”“军事文学”“军旅文学”进行对比、归纳与命名,并以三者的消涨关系论述了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这篇文章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经删节作为《中国军旅文学50年》的导言,对整部《中国军旅文学50年》的研究定位和走向是至关重要的。它一方面厘清了军旅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写作主体和内涵外延,如陈晓明所说:“把‘军旅文学’界定在军人写的关于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的作品。当然,本书在定义军旅文学的主体时,也包括了少部分非军旅作家或前军旅作家写的军旅生活。很显然,写作主体和写作内涵的界定,这就使军旅文学的存在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军旅文学所经历的时代更迭得以复现,为整部军旅文学史的思辨和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如黄国柱所说:“该成果主要的理论建树在于对‘战争文学’到‘军事文学’再到‘军旅文学’的词源性、概念性、理论主客性和社会实用性的辩驳。文学概念的嬗变往往直接映射了社会政治、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风习的变迁。”笔者以为,这一归纳与命名对于朱向前个人理论批评研究的整体建构意义更为重要,“军旅文学”在这一厘定中获得了完整性、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自此,再谈到“军旅文学”,大概可以公允地给出“朱向前和他的军旅文学”这样的表达,“军旅文学”这一命名也因朱向前完整而富学理性的阐释,获得了独立的学科价值和意义。
《中国军旅文学50年》之后,朱向前带领他的研究队伍再次攻坚,历时10余年跟踪研究,创作完成全军军事科学“十二五”计划课题“21世纪军旅文学十年概观”,现已结题,正待出版。此书延续《中国军旅文学50年》的体例,聚焦新世纪10年军旅题材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以及以文学文本为载体的戏剧、电影、电视剧,对新世纪10年军旅文学作品进行了全面梳理。已经发表的序言《只知诗到苏黄尽 沧海横流却是谁—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形势研判》以新世纪新的历史形态为背景, 深入考察新世纪军旅文学的内在肌理、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种种深刻问题,提出了若干军旅文学美学基础性理论命题,概括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与通俗化转向,“孤岛”耸峙与砥柱中流,新生代的生命情态,网络“军文”的强势崛起,军旅文学研究的迷失与自觉等基本概貌。特别是在新世纪10年军旅文学的现象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围绕军队强势现代化与军旅文学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消费文化兴起与军旅文学美学核心价值的再反思,市场经济伦理与当代军人武德修养,以及军旅文学美文问题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掷地有声的价值追问,让身在历史现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又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军旅文学史。笔者以为,作为世纪之初仅仅10年有余便迫不及待奉上的军旅文学献礼,朱向前和他的团队著书立说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记录一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军旅文学过往,而是企图以此为契机,为盛世情怀下、强军征程上的军旅文学献上一剂镇静剂,同时也不失为一剂强心针。
当我们对军旅文学如数家珍般悉数盘点时,很难忽视朱向前本人创造生成的一系列独特命名。如果说这些命名最初仅是对于某个症候的概括,或者对于某个现象的归纳总结,但随着朱向前30年笔耕不辍对军旅文学不间断地观察与追踪,已然形成了军旅文学史上一个个旗帜鲜明的坐标,共同构建了他眼中笔下形象生动、蔚为大观的军旅文学史。他对学科的命名,如“军旅文学”;对现象的命名,如“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三剑客”“农民军人”“农家军歌”“第四次浪潮”“孤岛现象”;对作家写作现象的命名,如“战歌”“颂歌”“李瑛模式”“文学推土机”;对作家作品批评方法的命名,如“半部杰作”,等等,这一连串关键词的命名同时也呼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方法—“关键词研究”,进而实现了“关键词研究”在军旅文学研究中的一次成功试水。
徐怀中对新时期军旅文学曾有“两只轮子”的评价,即创作与批评共同发展,朱向前却对军旅文学批评有“一只失衡的轮子”之微词。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军旅文坛,的确活跃着韩瑞亭、周政保、范咏戈、黄国柱、朱向前、张志忠、张西南、王炳根、陆文虎、丁临一、叶鹏等一批优秀的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家,与军旅文学创作遥相呼应,共同造就了一个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但自90年代以来,就军旅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整体地位而言,即便不能统占半壁江山,也算极为重要的支流,而军旅文学的研究队伍却与地方专业研究人员的总数严重不成比例。对于“军旅文学”这样一门没有现实基础、没有研究队伍、没有发展承传的学科,工作难度可以想见,朱向前率领他的研究队伍对军旅文学史开疆拓土,可谓“筚路褴褛、以启山林”。
此外,就“当代文学史”的“去军旅文学化”现象本身而言,军旅文学批评的匮乏也同样值得关注。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当下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式文学史的书写者(以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主体),大多以西方文论思潮为主要的学理经验,力图使文学史研究去“政治化”,与“军旅文学”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左,也成为文学史“去军旅文学化”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在“前十七年”经典军旅文学作品逐渐“被消解”“被缺席”的学术背景下,在新生军旅文学作品缺乏产生共鸣的时代土壤且自身创作又十分薄弱的现实困境下,朱向前努力践行、坚持不懈地完成了军旅文学史的完整建构,其难度、其价值不言自明。


三、“诗史合一”与“文化至上”——毛泽东诗词研究时期
2005年1月,朱向前受邀为国防大学将军班学员上一堂艺术鉴赏课,经再三斟酌,他决定讲“毛泽东诗词”,不想竟意外获得了强烈反响。也是自此开始,朱向前逐渐将毛泽东诗词研究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点,先后阅读研究了海内外关于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相关资料100余种,相关文字达5000多万字,并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将之作为近年来的主攻方向和课题。自2005年至今,朱向前先后在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场馆,央视军事频道“周末开讲”等电视节目,以及一些城市的论坛,做了150余场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讲座,受众甚广,反响强烈。
《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2008年)一书正是在朱向前的多场演讲稿基础上不断充实丰富而成。经过大量的甄别、整理和研究,此书收录了毛泽东诗词共计76首,是迄今为止大陆出版的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多的一个版本。朱向前采用了“一个背景、两个代表、三个特点、四个佐证、五个来源”这一极具朱氏批评特色的框架结构,用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方法,再现了毛泽东诗词丰厚的艺术魅力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论证深刻翔实且为其个人所创见。“一个背景”指的是从西方人看毛泽东的三个阶段、梁漱溟评价毛泽东的三句名言、30年来对毛泽东评价的变化等方面作为毛泽东诗词“另一种解读”的一个总的背景;“两个代表”指毛泽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也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朱向前定论这“两个代表”,一个具有广度,为毛泽东赢得了历史,一个具有深度,将为他赢得未来;“三个特点”指的是毛泽东诗词所体现的三大特点,即豪迈大气、想象浪漫、文采华美;“四个佐证”是从作家创作发生学和作家本体研究的角度看,从“诗、文、事、史”四个方面论证毛泽东的文化底蕴与他的谋略、智慧、权威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五个来源”指毛泽东诗词的源头,即毛泽东的天赋个性、毛泽东的斗争实践、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以“三李苏辛”(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为代表的优秀古典文化、以王船山和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作为《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的增订本,《诗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2015年)继而提出新的研究成果,即“一个巨人、两座江山、三个大家”。“一个巨人”即文化巨人;“两座江山”指毛泽东一生打下两座江山,即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同时,又用如椽大笔打下一座文化的江山;“三个大家”指的是毛泽东作为诗词大家、文章大家、书法大家的多重文化身份。
可以说,选择毛泽东诗词作为研究对象并非易举,一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军事、思想领域所站的重要高度,只有高屋建瓴方能胜任,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即当前学界对毛泽东诗词评价不一、见仁见智。而如柳建伟所言:“我们认识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毛泽东是一个不可绕过的巨大存在。”既然绕不过去,就要正面攻坚。对这样一名作家和他的作品进行研究阐释,这也是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和难度。应该说,“朱向前讲毛诗,绝不是在评论界江郎才尽后的胡乱突围,很可能是他开疆拓土式的一次战略行动”。
就朱向前理论批评的发展轨迹而言,毛泽东诗词研究是其理论批评的一个自然的生长与延展。单从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而言,从作家作品论到军旅文学史论再到毛泽东诗词研究,朱向前的理论批评自然呈现了“三级跳”的走高趋势。行至毛泽东诗词研究,朱向前的军旅文学批评在语言风格、批评方法观念上已悄然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语言风格的转向。在对毛泽东的具体评价上,朱向前依然延续了其酷爱大胆直言的风格,而在行文论述中,则一改早期或者说相当一段时间主导其作品的华丽、流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历经军旅文学史论的研究阶段,语言要求规范、准确、专业,较朱向前早期一泻千里、精彩纷呈的语言有所转变,朱向前在批评表达上渐次趋于平和自然,力求“辞达而已矣”之境。值得玩味的是,这种风格的转变,一方面大概可以归因于人到中年,绚烂之极而后归于平淡,这在其他作家、评论家的创作经历中并不鲜见,符合作文做人的规律。另一方面,此书成书特点同样是导致语言风格转变的直接诱因。不同于朱向前的其他专著,这本书的内容是基于数次讲座录音资料整理而成,文本中保留着大量口语化的论述语言,甚至“你”字一再出现,“啊”“吧”不去,亲切而口语化。它显然是“讲”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论述语言呈现深入浅出的特点,从而极其偶然也必然地完成了朱向前军旅文学批评语言风格上的自然转向。
其次是批评方法的转向—“知人论诗”与“诗史合一”。应该说,以往对毛泽东诗词研究与梳理者并不算少,但少有像朱向前这般对毛泽东人格、诗词、领袖风范等进行全方位评价的。朱向前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发挥其作家本体研究的专长,但谈的多是国事大事,家事私事聊得很少;立论超越了一己悲欢,在文化、历史、政治的开阔视域中,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这实际上已经比“知人论诗”的视野更为开阔,是将诗人毛泽东置于近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谈论,饱含了朱向前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传统与文化传统的反观与思考。
以上为毛泽东诗词研究时期朱向前文学批评上的“变”,不过这种“变”是自然发生的,是有限的“变”,并非彻底转变,是一种发展后的变化与成熟。而这“变”的背后,更多的则是朱向前批评观念与其文章情感气质上的“不变”。
其一,不变的批评观念—“文化至上”。李迎丰曾谈道:“就文化思考方面而言,书中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的文化传统—在二十世纪文化领域里,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毛泽东个人的文化人格。这本书里不是简单地评说毛泽东这个人好或者坏,而是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来讨论毛泽东的形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所以是‘另一种解读’。”在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中,朱向前融文化、政治、历史为一炉,而他真正关注并推崇的则是“文化人格”意义上的毛泽东。他将毛泽东诗词定义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和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渡中的一座重要桥梁”。
《文化的江山》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国,叫做文化中国。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确乎其然,洞看历史纵贯线,在政治的“江山”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文化的江山”,而在这个“江山”“江湖”里有众多的领军人物,并不以政绩论英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文化意义上的领军人物对后人后世的影响远远超过政治历史上的具体政绩或事件。当历史真相早已成为岁月的尘埃、年华的细枝末节,文化才是传承历史绵延不绝的气质血脉。可以大胆地想象,若干年以后,如同赤壁之战仅作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注脚而被人津津乐道,红军长征也可能成为《七律•长征》的一个题注背景。文化有不可战胜的力量,文化的江山无疑比政治的江山更坚固持久。毛泽东深谙此道,朱向前也心领神会并破解其中深意。朱向前感念于写诗、写文章、写书法的文化毛泽东,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竭力做到政治上淡化、文化上凸显。在“两个代表”中的后半部分“毛泽东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朱向前着意论证了文化上极度强悍的毛泽东,并提到了值得关注的一点,即毛泽东对文化与政治的正视与权衡:“毛泽东一方面重视文艺创作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在自己进行创作时,又不仅能超越一己悲欢,还能超越功利、超越政治、超越宣传,真正进入到艺术和审美的境界。这也是当与他同时代的大量作品都随着时光流逝而成为明日黄花之际,他自己的多数作品却能穿越时空、超越时空、永葆艺术活力的根本原因。”
其二,不变的批评情感—“慷慨激昂”与“沉入生命”。从情感上来说,这部“另一种解读”延续了朱向前对于个人极为欣赏的研究对象倍加推崇与珍爱的情感风貌。朱向前对于毛泽东的热爱在此书的字里行间中显而易见,他不惮极力推崇与赞美:“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而这种推崇备至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悟与相通,即所谓感同身受。他将毛泽东诗词中所蕴含的那种在艰难险阻面前依然超然物外、磅礴大气的精神气质进行了充分的解读,这一精神上的“悟”与“通”缘自同样有写文章、从政经历且人到中年历经世事变迁的朱向前所趋向的“初心”“文心”与“人心”。此外,不变的是“沉入生命”式的情感。一直以来,朱向前在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中所寄托的显然非一份文人墨客的悠然情怀,而是始终在探索一种责任与担当。至今,他依然试图“用生命本体去沟通世界”,试图在批评文章中与批评对象以灵魂碰撞灵魂。刘亚洲读罢朱向前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著作,曾这样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是统帅的诗,是斗士的诗,也是军人的诗。毛泽东的诗,是一种生命形态的记录,是枪林弹雨下精神情感的写照。决绝、刚毅、坚韧、苍茫,流露出自信的精神、刚健的精神、战斗的精神,这正是一个民族新兴势力的锐气之所在。你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正是对共产党人精神历史与内涵的诗意揭示。从这本书看到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也看到了你的内心世界,你和毛泽东的心肯定是相通的。”


四、结语
在30年的理论批评实践中,朱向前坚守个人批评话语,致力于建构个人整体性的批评体系,描绘当代军旅文学史的整体脉络。作为一名当代军旅文学的亲历者,他始终坚持“在场的鲜活”(梁鸿鹰语)。在众多西方批评方法涌入、风云际会、众声喧哗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以敏锐精当的艺术直觉和不懈的探索,创造性地坚守传统批评审美式、鉴赏式的方法,并将其一以贯之,对新时期军旅文学进行不间断的跟踪、定位与书写,至今仍走在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前沿。
柳建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算一个称职的中国现当代批评家?”并提出了四条参照:第一,他有独到而相对完整的理论;第二,他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并负责发表独到的见解;第三,他有确定性的研究对象并以自己的发言影响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变化;第四,他有鲜明的、充满个性的批评话语表述。依据这四条,毫无疑问,身为当代批评家的朱向前不仅称职而且胜任。从最初理性观念的感性表达,到依靠独特的研究方法、丰富而充满个性化的表达对军旅文学进行不间断的发言,朱向前在这一过程中鲜明地形成了“我”的语言、“我”的方法、“我”的理论批评体系。可以说,朱向前完成了从艺术直觉到学术自觉的成长,他将这种强烈的建设性付诸实践,在同时期军旅批评家中堪称佼佼者。

后记:行文至此,洋洋一万五千余言,竟不知以何为题。适逢听闻朱向前教授与国防大学刘亚洲政委一段文友佳话。
2015年5月,朱向前再次站上国防大论坛的讲台,距离第一次在国防大学开讲毛泽东诗词已经整整10年。而此时刘亚洲政委因出访未能亲临现场,回国后第一时间读了朱向前的签赠本《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当即书信一封,表达了对朱解毛诗的高度认同,内容诚挚而又高屋建瓴。朱向前如获至宝,认为此乃自己研究毛诗10年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即以毛笔小草文言回信,诚望刘信为新书《诗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代序,刘亚洲欣然应允,并书赠六个大字:“向前 向前 向前”。不仅借用军歌表达了对朱解毛诗的鼓励,而且令人感动于文友间的惺惺相惜,不尽之意溢于言表。
向前,向前,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征程中不变的号角。
向前,向前,向前!是军旅文学始终不变的价值追寻。
向前,向前,向前!同样是朱向前从军旅文学批评到军旅文学史研究再到毛泽东诗词研究,其理论研究水平不断走高的精准概括。
本文再从刘亚洲处转借六字为题,以壮声色。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政治部]

本文刊发于《创作评谭》2016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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