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与蔡元培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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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0 15: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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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13日,李叔同易名"李广平",以总分75、第12名的资格,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科。蔡元培先生担任该班中文总教习。这一班的学生年龄较大,有的已成家立业,还有的之前就是秀才,但个个都是精英。


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十多人,被公认为蔡元培先生的高足。第一堂中文课,蔡元培就开诚布公地对台下端坐的学生们说:"特班生可学的门类很多,有政治、法律、外文、财政、教育、哲学、文化、伦理,等等,一共二十多门。你们可以自定一门,或二门,或三门。等大家选定后,我再给你们每人开具主要书目和次要书目,依照次第,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者自购阅读。"


蔡元培又说,老师讲解辅导只是一方面,而且是次要的方面,主要靠你们自己去认真阅读领会。他的方法是,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写出一篇阅读札记,交上来由他批阅。


学生的札记,蔡元培都有批语,优者在本节文字左下角加画个圆圈,更优者画两个圆圈。蔡元培还规定,学生每月写命题作文一篇,也由他批阅。当时蔡元培针对庚子事件、辛丑条约,让学生们就此写文论证,李叔同论文题为《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


……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唯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李叔同立论明确,强调了弱国的生存唯有自强自立之一途。在他看来,所谓公法,只对强国有利,他们享受既得利益后,依然欺负弱国、小国。那些弱小国家,要保持头脑清醒:强国对你好,只是暂时的、表面的,要想不被人欺负,必须强大自己,才有与大国坐下来谈判的资格。蔡元培对此文的评语是"前半极透彻"。



除了审读批改读书札记、命题作文,蔡元培每天晚上还召集两三个学生到他住所谈话,或是发问,或是和大家分享读书心得、时事感想。这种面对面的教授方式,对李叔同影响极大。他在浙一师执教期间,也曾效仿蔡师,在住所召集刘质平、丰子恺等同学座谈。


南洋公学重视外语学习,蔡元培在课堂上曾说,世界风云变幻,新旧事物更新很快,要想不落后,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学外语就是与时俱进。要想了解国际时局,必须通晓外国文字,读外国报刊。英文是要读的,日文也是要读的。多读日文转译过来的现代内容的书,边学边译,练习笔译的能力。翻译西方(主要是日本)著作,让国人接受西学,早日醒脑。


在南洋公学期间,李叔同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在蔡元培的指导下,李叔同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于1903年出版。其中《国际私法》译著被列为《译书绘编》杂志编辑出版的《政法丛书)第六编。《译书绘编》影响很大,专门编译欧美法政名著,启迪青年思想进步。李叔同的译著能被收入,说明翻译功力非凡,更说明这部译著的思想意义重大。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练就不凡口才,蔡元培让他们多练习演讲,并组织演讲会。蔡元培说,今日之学人,不但自己要学习新知识新思想,还要用学来的新知识新思想引导社会,开发群众。而现在的民众,大多数不识字,不能读书看报。怎样才能用我们学来的新知识新思想去开发他们呢?用口语,即用讲演去宣传,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


不久,演讲会成立,但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特班同学大多来自江浙一带,用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演讲,常遇到因发音不准而造成的笑场。李叔同来自北方的天津,讲的普通话相对标准,吐字也清晰,大家便请他传授普通话。当时的李叔同温和肃穆,虽然话不多,但和大家相处融洽。



进入南洋公学时,李叔同22岁,还未考取任何功名。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这种境遇是不满意的,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想走这条通仕之路。每个机会来之不易,必然会紧紧抓住。1902年9月,李叔同以捐生资格,参加了浙江省乡试。这一次他又名落孙山。当时评卷的潜规则是,考生答题须中规中矩,试卷上不得涉及新学思想,不得出现新学语句,否则视为违规,取消考试资格。


这种局面源自康梁的维新变法后遗症。变法后清朝政府在舆论上的封杀,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科举考试则被视为第一阵地。李叔同无法忍受这种"歧视",考完第二场后,就罢场而去,仍回南洋公学读书。返校不久,学校就爆发了"墨水瓶事件",引发了一次震惊国内的学潮,李叔同因此中断学业。


"墨水瓶事件"的焦点为,守旧派的老师压制学生的新思想。中学部第五班教员郭镇瀛,常在课堂上鼓吹封建帝制的圣祖武功,禁止学生阅读《新民晚报》等进步报刊,学生非常反感,师生关系很紧张。1902年11月,有学生误将墨水瓶放在郭镇瀛座位上,郭老师大怒,指责学生伍正均故意侮辱他。学生不服,据理力争,郭老师恼羞成怒,要求校方严惩学生。校长汪凤藻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惩罚学生。最后发展为全级为请,斥全级;全校为请,斥全校。


有道德良知的中文教习员蔡元培愤怒了,他和其他教员一起,于1902年11月16日率领各自的学生在操场上集合。蔡元培表情庄严地对学生们说:"汪总办(汪凤藻)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青年学生来校进修,你们能胜任哪门功课就当哪门功课的教师。如果愿意回乡办教育,也是有前途的。"说罢,蔡元培带领众人走出南洋公学,酿成中国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退学风潮。


在这场学潮中,李叔同放弃了学业,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国文老师。执教期间,上海有家英国人开办的格致书院,院长叫傅兰雅。他在《申报》上开设专栏,名为"格致书院课案",每月初一公布课题,内容分为策论和算学两种,征求答案。下月十五日公布征答结果。教学之余,李叔同多次参与,在1903年的十二次征答中,共获奖八次,最好的一次中了头彩。这些策论多为与中国社会相关的时政评论,由此可见,李叔同一直站在社会前沿,密切关注时政的风云变幻。


这年秋,李叔同又到河南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可惜榜上无名。这次考试失利,让李叔同心灰意冷,理想的幻影被现实拖回到地面。不是李叔同才华不够,而是世道变了,抑或是李叔同与仕途无缘。蒲松龄、曹雪芹一生清苦,终生与功名无缘,不也实现了其人生价值吗?李叔同从此绝了仕进之心,一心一意当他的教师、办他的报纸。 



南洋公学散学后,李叔同与蔡元培二十多年没有来往。直到1926年,这对师生因为"驱僧"事件,再次接触,进行过一次思想上的交锋。  


事情起因大致如此: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光复杭州,浙江临时政府政治会议成立,暂行全省职权。当时浙江省代主席是蔡元培。蔡元培在杭州青年会发表演讲,国民政府成立,一切宗教均在摧陷廓清之列。蔡元培说,庙产本为集体所有,不应该被僧人独占,这违背佛教本身的公益。独自占有,又有什么根据呢?佛法传入中国几千年,不过出了玄奘、道安、寒山、拾得、太虚几位有道高僧而已,盖那么多庙做什么?由此提出整顿僧众的主张:一是提倡佛化教育,以讲明佛法真义,使僧众务必提高佛法的入世精神;二是将少数寺庙改为工场,让僧人一边修佛一边当工人。


蔡元培的话是有分量的,立即得到新贵激进派响应。激进派驱逐僧侣,收回寺院,还勒令僧尼结婚。世人闻之震惊,持不同意见者居多,但慑于蔡的社会地位(既是高官又是名流),不敢出面质询。


弘一大师目睹中国佛教这一劫难,挺身而出,给激进派写了一封信,委托堵申甫(注:弘一大师浙一师同事,教书法)代约到吴山常寂寺会谈。他想告诉大家:世界上不耕而食的人太多了,难道只有僧人?假使这些人不出家,他们就不吃不穿了吗?就能保证他们的衣食一定出自他们自己耕织吗?何况在俗的人,一身之外,还有妻子、儿女、仆人,所花费的数倍于僧人。难道他们能像僧人那样一瓢一钵,四海为家吗?


那些头戴貂狐皮帽,身穿锦绣龙纹,口吃山珍海味的人,是不是不劳而获呢?这些人是僧人,还是俗人?那些俗家人,为了爱妾的打扮,不惜花费大量珍珠美玉。为了到歌舞游戏场寻欢作乐,动不动就使用玉带金冠,甚至沉迷于赌博,通宵达旦都不休息。或者结交一些狐朋狗友,大吃大喝。这种游手好闲之徒,车载斗量也计算不清。为什么不去减少这些社会人渣,反而说僧人不劳而获呢?难道这些丑恶卑鄙之人,就应该锦衣玉食吗?而那些明心见性之人,反而不允许他们粗茶淡饭吗?有这种想法的人,足见他们党同伐异,气量太小。激进派众人静默反思,猛然意识到灭佛驱僧有悖天理。此事很快平息。


3月17日,弘一大师以学生名义,给南洋公学"旧师"蔡元培写信,对其在青年会上演讲之论,提出见解。弘一大师说,现在出家的僧人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但诸位对出家人存在偏见却是事实。为了配合官方整顿僧众的举措,建议浙江临时政治会议有必要多增设两个席位,邀请两名僧人担任委员,专门负责此事。弘一大师推荐英年有为、胆识过人的弘伞、太虚二位大师。又根据浙江僧众现状,作出如下建议:对服务社会的僧人提倡(此为新派),对山林办道派僧人尽力保护(此为旧派,但不可废),对应付念经拜佛的僧人严加取缔,对出家人受戒严加限制。对于既不能服务社会,又不能办道山林的僧众,要想出妥帖的办法。


蔡元培见信之后,自然会综合考虑李叔同与他的师生情谊,李叔同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信发出后,灭佛之议戛然而止。


(摘自《纠缠不是禅》,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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