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可摘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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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10-17 16: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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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杰老师访谈记录


何天杰:

1947年生,祖籍浙江,1962年移居广州,就读于广州市第一中学。文化大革命后,前往增城下乡,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并于1982年留校,就读在职研究生。1987年成为讲师,1992年评为副教授,2006年获得教授职称,于2007年正式退休,曾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兼硕士点组长。



学海无涯,慎思敏行


问:可以谈一谈您从高中到大学的求学经历吗?


何:我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下乡,恢复高考以后参加高考。从高中毕业到1978年,中间差不多停了12年。高中我在广州一中,当时是全省重点中学,相比华附、广雅等,现在一中在全市的排位后了些。我们毕业当年,升学率差不多是50%,所以在那里学习成绩中上的同学,基本就可以考上大学了。




但是1966年开始就没多少书可以看了——那时候“破四旧”(1),很多东西都破掉了。


我大概是从一个同学那里弄了一套朱熹的《四书集注》,还有以前中学时很喜欢看的张友鹤的《聊斋志异选》,看了大概七八十个故事。还有就是《红楼梦》,毛主席讲《红楼梦》还是要看,就买了一套。翻来覆去就看这些东西,要找其他东西很难。


所以也是一个误会吧,以前高中那会儿我数理化学得比较好,当时要考的话我不会选文科。不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但下乡回来后,工作也比较忙,从准备高考到参加高考,差不多就两个月。那时我什么书都没有,也没有时间复习,就这样去考了。


当时我不是太想考,因为我父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事情还没解决,所以我觉得考了也白考。但是我一位高中同学说,读了那么多年书,去试试吧,所以就一起去考了。后来分数下来,四科大概三百五十几分吧,平均不到九十分,但是没有录取通知,我心态很平衡,早预料到这个结果,也就不当一回事。


但是那一年邓小平决定扩招,说高考被压了这么多年,应该多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也没去报。我们同一个单位厂子里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工友报了,海珠区招生办的人跟他说,“何某某怎么没有来报名?他高考是我们海珠区第二名,怎么没来报?你去叫他来报”。报了以后,就被录取了。


1977级三月份入学,可我们走读生推迟到五月份才入学,走读也有一学期,第二学期开始住校。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全力以赴,因为起码压了12年的读书劲头,所以基本上早上起来读外语。那时候我都31岁了,年龄比较大。我们是大二下学期开始上的古代文学,那时候学《长恨歌》《琵琶行》,要你背的作品你就得全部背。


一般早上上课,下午基本是没课的,全部时间拿来泡图书馆,晚上也是。晚上宿舍是统一熄灯,和你们现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十点半全部关灯,然后有点蜡烛的、开手电筒的,全都躲在蚊帐里自己看。就这么四年,基本上古代文学的老师讲到哪,我们就把那个作家的全集借回来自己看,比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等,有些还超计划完成。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对古汉语和古代文学比较感兴趣,有时候觉得中国的古文字和文化视角、文化精神之间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有些书还借不到,还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他当时在社科院里边儿工作,借了一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轮流把它抄下来,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前期出了书,我们才买了一套。那比如说“戋”字,无论是加金字旁、贝字旁、足字旁、三点水旁等,都有小的意思。


又比如“乔”字,《诗经》说,“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字为什么解释为高?它本身有高的意思。还有其他跟“乔”有关的字词:“大桥”的“桥”;“舌蹻然而不下”,“蹻”的意思是舌头顶起来,根本就讲不出话来了;还有“乔迁”,高迁。这样一来,后来阅读文献对于这些字词,连猜带蒙,都不用查字典了。


我们实际上是恶补,因为这些东西照理来说是20岁左右就要去记,而我们是倒过来了,等到30多岁,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觉得要很珍惜。而且我们的老师也很好,他们也是文革的时候在专业上被压了好久,比如曹础基老师(2)、罗东升老师,他们后来都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们经常跟我们讲治学理念,不要怕下苦功夫,一定要脚踏实地,有些东西就是老师把你引进门,具体的就要靠你自己,所以我们就去扩大阅读范围和阅读面,自己提升自己。


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而且我们好像只有一个学期的备课时间,从一月份到暑假,我当时是教函授的,从1982年到1988年教了大概七八年。


函授的学生实际上他们有的情况跟我差不多,或者是(年龄)比我还大的,我记得我到韶关去上课时,他们班年龄最大的学生是54岁。


我(大学)毕业那年是35岁,他比我大将近20岁,他是50年代的师范生,后来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大概到1979年平反政策落实,重新回到教师岗位。


看到他们学习的劲头,就是你在上面讲,他们在下面拼命记笔记,满头大汗,而且下了课以后围着你问这个问那个,而且叫你介绍几本著作,确实整个社会风气开始变,大家都很拼命(学习)。


还有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就像我当时函授有一个老师叫邓光礼(3),当时我们写的教案都要他来看,现在好像就没有这一说了,博士、博士后分配来上课,他的教案写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不管了。过去是老教师一个个盯着你,要先听你讲课,讲完之后给你提意见——有没有知识性错误、哪里的表述不太清楚、怎么样处理更加好。


就像那时候我讲魏晋南北朝时,讲到“三曹”,曹丕、曹植两兄弟基本上是要讲到的。但实际上呢,曹操的儿子有多少个,我当时还没看《三国志》,前面的《史记》《汉书》这些是看了的,但《三国志》就给忽略了。


当时我就说曹操的儿子大概有七八个吧,下课后老师就抓住我,他说你回去看看《三国志》,看看《魏志》,曹操是二十五个儿子,你不能出这样的事情,你在上面讲对学生的影响可大了,当时我一下满头大汗。


曹老师(曹础基)他有这么一个观点:耐得住寂寞。你们不要一出来就想着怎么写文章、怎么去发表,要多看书、多积累,厚积薄发。你们现在花这些苦功夫将来会有用,所以刚开始那几年我们基本上没发什么文章,都是看书做笔记,然后跟老师交流,比后来的研究生好得多。那时候是一对一交流的,你读了之后觉得怎么样,老师当场给你指点。


当时我一毕业罗东升老师把我分到“元明清”这一段,研究的第一个作家是吴伟业(4),要去图书馆慢慢搜索。


他这个人很奇怪,是崇祯皇帝时期考上的进士,而且皇帝钦点第三名“探花”,本来考官对他的文章是很有意见的,根本是不及格的。而崇祯皇帝拍板说他文章写得好,他对崇祯皇帝是感恩戴德,但是后来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这时吴伟业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听到这个消息他想过要自杀,就是殉国,是他的母亲拉着他,说你死了我怎么办,他才没有死的。


你看,这样一个对明王朝忠心耿耿的人到后来清兵一下来,马上投降,而且做到清朝顺治皇帝国子监祭酒。这个职务就相当于今天北京大学校长,最高学府的领袖。


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当时比如钱谦益也好,龚鼎孳也好,他们都是这样,都有这样的经历。没有人写过他,就把当时可以拿到手的史料、野史拿来看,写了一篇《论吴伟业史诗的思想特征》,就发表了。


也就是说,要耐得住寂寞,不怕下苦功夫,要认真,做什么都要用功。确实那时候很有拼劲,就这样到1987年成为讲师,1992年成为副教授,也就是按部就班这样来的。


但后来到九十年代后半期,可能评审标准越来越严,要求也越来越多,要发表几篇文章,外语要过关。


可我都忘了,我觉得要我去花那个时间去学还是算了吧,所以我一直到2005年,说多少年前出生的人对外语的要求降低40分,我觉得也没差多少,所以用了大概一个寒假吧。


我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中学也是,那时候把教材拿出来重新翻几遍,然后就去了。后来听说已经不用考外语了,但我不知道,成绩出来一看,68分,这说明以前打的底子还是有用的。当然考试你可以带字典现场查啊,连猜带蒙。那我就是2005年底拿到资格证,2006年才聘我,2007年我就退休了,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大概经历就是这样。

问:老师,那您可否谈一下您在华师的经历及与同学之间的趣事?


何:我们在2012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毕业三十五周年聚会,那届有206人,是华师中文系创办以来招生最多的一届,当然和你们现在不能比。


以前一般都是100人左右,1978级有100人多一点,到1979级差不多有120人,就我们那一届两百多人。而且我们那届毕业分配的时候,广雅、执信、六中这些重点中学都是几个学校要同一个人,所以随你挑,愿意去哪就去哪。


那时候算是比较缺人的,当时跟他们学校教师资源青黄不接有关系,老教师退休,新教师又跟不上。我们这一届基础应该也比较扎实,听当时的老教师讲,我们这三届的学生应该属于比较好的。


当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娱乐活动,顶多就大家集体去唱唱歌,因为当时邓小平提倡: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搞专业。


后来我们开政治学习的会议比较多,我们当中有些同学就不来参加,辅导员也没办法,就这样了。


聚会上,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还是觉得得感谢华师,感谢老师,感谢那几年的苦读,把基础打好以后走得也比较顺,我们的同学都还可以,做校长、教育局局长,专业也搞得相当不错。


大学留校在中文系的有13个,到后来只剩我一个,行政有两个,一个在学报,还有一个在当时的学生工作部,其他十个都出去了,到省政府等部门。


当时党政干部也缺,当时也有人劝我去,可我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所以还是教教书好了,一直留在这里。


他们都把我叫做“中文系的种子”,每次聚会都开玩笑说,“啊,你不能走啊”,我说,“我走不了,能去哪里?”除了学习,我们同学之间也聊彼此的经历,有些我听了之后也感觉很长见识。


比如我有一个同学,他到汕头市委工作,后来调到揭阳做开发区主任,他当时上山下乡是去海陆丰那一带,讲“八一起义兵”是被谁打败的。我也不知道,虽然看过一些革命回忆录,但也没仔细研究过。他说是被我们陆丰的民团打散,我说,这么厉害。好像当时在三河镇那边打得很厉害,把起义部队给打散了。


还有谈起文革时的一些事情,捍械和武斗的那些场面,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所以呢,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向困境,而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才开始走向正轨,国家才有希望,改革要和国家的形势结合在一起。


反正大学四年说也长,说短也短,很快就过,当然我们这些留在高校的还可以继续去图书馆啊,阅读一些书籍。


然现在教育事业在进步,我退休前是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主任和古代文学硕士点的组长,现在你看教研室的几排书柜,那些书都是陆续添置的,有经费就添置一些,应该说现在的学习条件比过去好很多,就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抓紧时间。


如果讲做学问呢,像曹老师和罗老师,有一点就是要花苦功夫,认真读,而且要全面,把握一个作家的话要把关于他的东西全都读了,要把这个作家摸索得像他哪一天感冒、哪一天朋友到他家喝酒你都知道,那你对这个人就有发言权了。


那确实我也是这样,我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研究过桐城派(5),桐城派的那些作家,例如方苞、刘大櫆和姚鼐,每个人的全集我一本都不落下,读完以后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好像《登泰山记》,这篇文章课本有,当时跟你们讲什么大好河山如何如何的,这个讲得没错但是不到位。因为过去我对姚鼐(6)了解不多,但后来读了他的全集,而且也搞了他的简谱,就是记录他那一年做什么,就觉得跟过去读《登泰山记》完全不是一码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一天去登泰山的?


可能你们没注意,我过去也是,可后来读姚鼐就觉得很有意思,是“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当时我们是天干地支记年的,天干地支记日的,每一天都是天干地支,那一天我当时没有查,也不理它,从来不过问。


后来一查,十二月二十七,而且他到了登泰山那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九,再查查中国历史年表,那一年是小年,就是年三十,那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你说中国人别说是古代,就算是现代,谁年三十不回家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兴趣跑去爬山呢?再想想就看出味道来了。


因为姚鼐这个人很聪明,而且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他的伯父和刘大櫆两个人一个是他学术上的导师,一个人是他文章上的导师,三十多岁考到进士,那这已经是很厉害的。


你想想那时候大概是三年考一次,而且每次考全国也就两三百个名额,乾隆时代我们中国有三亿人口,你算算百分之多少,他就考上了,而且还很年轻。那他的机遇在哪呢?他当时考上的是三甲进士,还不是一甲,不是二甲,一甲就是毫无疑问进翰林院的,二甲就还要小考,成绩高的也可以进翰林院,三甲是连资格都没有的。


但他居然可以留在北京做刑部郎中,所以他叫“姚郎中”嘛。后来在乾隆年间开了四库全书馆,负责整理全国的古典文献,当时的总纂官是纪昀,也就是纪晓岚,他提出两点要求。


其中一点是进四库全书馆的必须是翰林院的官员,但后来还差一些名额,那就在学问好的人里面选,选了八个人。“进士”是门槛,姚鼐就是八个之一,也就是说他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学问就可以得到普罗大众和社会的认可。


进去以后就觉得日子不好过,因为姚鼐是跟着方苞,方苞信奉的是宋明理学,但纪昀相信的是汉学、考据学,所以两个人经常有矛盾。


那时每一本书要写一个提要,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这种东西整理出来很有用,你们以后如果要搞古典文学就一定要经过这一步。他写上去就总是给纪昀改得面目全非,很生气啊,不知道怎么搞的,而且这个火气是越积越大,一直到他爬泰山那一年,乾隆三十九年,已经到了不可压抑的地步了。


当时还有一个大学士姓梁,梁国标,曾经托人给姚鼐带信,就是说你要沉住气,一般来说朝廷做一件大事之后呢,参与者可以晋级,只要忍住呆下去,最后一定可以升官。但他忍不住,然后就跑到泰山去。你明白这个背景然后再读《登泰山记》,完全不同味道。


登泰山有三条路,实际上这三条路既是登泰山路,也是他人生之路啊,他面临着选择。而且他登到泰山上,我一开始读到结尾,写在泰山顶上“冰雪无瀑水”,瀑就是“瀑布”的“瀑”,我觉得后面这三个字不是多余的吗?冰雪肯定是没有瀑水的啊,干嘛这三个字要加上去呢?桐城派从方苞开始,就是说语言要“雅洁”,就是要干净到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那这不是矛盾的吗?而且刘大櫆教他写文章,他在《论文偶记》谈到“简为文章尽境”,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


人家十个字表达,你用三个字可以表达,那你就比人家棒,我就觉得姚鼐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后来再一想,不是的。你看他写太阳出来那一幕,过去总觉得写景写得很好,实际上他登泰山,从泰山回望泰安城,这是登高,登泰山而小天下,胸有气度,也就是说过去的恩恩怨怨都忘却了,无所谓了,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


再说他登泰山去看那些石碑,从唐中宗显庆年间以后一切都还在,他干嘛这么写?当然也有考据的成分在里面,他确实来过这里,人家也挑不出毛病,但仔细一想,实际上是在发历史的感叹。人就是几十年这么回事嘛,你看历史上的这些东西,过去的都慢慢被人淡忘了,我干嘛还要跟他争什么呢,这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通彻的理解。


至于他写的泰山上洁白的一片,实际上他向往着新生活,他不希望留在官场去看那些污浊肮脏的东西。这样子一下都读懂了,过去是没读懂,而且你想想姚鼐当时是44岁,他活了85岁呀,44岁才到了他的一半年岁。一般44岁当官,求思进取的心是很旺盛的,但他决然地从泰山回到北京就辞职了,而且回到江南,以后在江南讲学,后来四十年都做老师,那确实《登泰山记》是他的心路历程。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看得细,而且要看得全面,得先了解整个背景再去读,会有不同味道。这是老师教给我的,我自己实践运用了觉得确实很有道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胡适讲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就是说人家没任何疑问的地方你也要提出疑问,过去我也觉得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胡适批得很厉害,什么卖国主义者啊、文化走狗啊等等。而且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了,后来再仔细想一想,就慢慢地做学问,有些东西好像就是常识类的东西,却含着非常识性的理解。我举两个例子,都是古典文学的,因为我搞这方面的研究。


一个是辛弃疾,我们过去一直在讲他出生在遗民世家,有很强的抗金意识,跑到南宋,南宋又压制他,所以他很气愤,立志要北伐啊什么的,但这好像只是他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在江西铅山这个地方有别业,有一大片别墅,你看词就可以知道了,经常请人到他那里去。你想象一下他一个北方人在南方毫无根基的,怎么能够这样?而且他很早就被解职了。他下来以后做的大概也就中级的武官,也就大概省一级的,还没到全国级别的,要捞钱的机会也不是很多,怎么一下子就拿了这么一大片产业,而且经常呼朋唤友。


读的时候有点疑惑,但还没有想到什么,后来在《全宋文》上读到一篇弹劾辛弃疾的杂字,当时辛弃疾回到南宋以后曾经被派去围剿洞庭湖杨幺的农民起义,结果呢,他是第一个带兵打进去,打进被包围的司令部。后续部队上来以后发现司令部里面很干净,什么都没有,粮食、金银、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干干净净,一无所有。后来有人写奏章给皇帝告他贪污,他自己也自辩,后来想了想,他自己也讲不清楚,实际上是他的部队处理掉这些东西,我想他后来也没有那么多钱来买产业。


所以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恐怕还要多方面地去了解,你读得越多,了解越全面,否则的话就是一面之词。这是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就是《聊斋》。我从初中就开始读《聊斋》,大概在六十年代初,所以手头上就有一本张友鹤的《聊斋志异选》,一直在乡下读,好多篇都背了下来。不过当时也只是一种欣赏,但后来从研究层面上讲,一些固定的想法就有点不太同意,好像我们编文学史、读文学史。


你看他们说《聊斋》就讲几个方面的内容,比如爱情故事写得很美好,但是蒲松龄对女性又有歧视的成分。


过去我觉得这样解释挺好的,就是好的也说,坏的也说啊,但是把《聊斋》的491个故事从头到尾翻一遍。我起码读了十几遍吧,读来读去就觉得光是从性别这个角度切进去读《聊斋》的话,就会发现这部小说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阴盛阳衰”,这男的都是不行的,女的很厉害,不管是做工的也好,做生意的也好,打仗的也好,都是女的比较厉害,我就想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经过大概四年,研究完之后写了一篇《<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好像人家没有这样讲过,投稿在《文学评论》发表的。


我觉得,从蒲松龄的深层意识中,他的内在心理,他对女性是相当尊重的,并不存在歧视、玩弄的心态,但他有些看起来好像很轻浮的东西。这你要从当时具体的社会背景看,那时男性对女性的轻薄之态是一种常态,作为文人的角度,不能不这样,否则就会变成《儒林外史》里面毫无生活情趣的马二先生了。


所以我觉得你在别人好像有了定论而且很多人众口一词的情况下,你根据自己发现的一些东西去研究,慢慢地找一些线索,把它梳理、做笔记。我们那时已经有电脑了,所以做笔记比较方便,还有罗列出来进行对比,这样应该就比你去读人家人云亦云的东西有点深度吧。大概就是这些。


八载风雨路,一世金兰情


问:老师,刚刚您提到1968年下乡,是去哪里呢?


何:增城。现在已经并进广州了,好像成了一个区,和从化、花都一样。


问:老师,去到那里之后,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何:那里是传统的农产区,就是种水稻的,经济作物不多,而且当时强调集体经济,强调“以粮为纲”,做其他副业是不允许的,家里边养鸡是有限制的,养多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在那里呆了七年,应该说挺受锻炼的。我是11月的时候下去,刚好要去割稻子。因为他们也有我们的档案,当时大队书记跟我说去小学做民办教师,但我觉得是下来锻炼的,所以没去,我说还要学习做农活。


所以到后来1973年,他又再来找我的时候才去的,教了两年多的小学和初中,当时有些“戴帽子的初中班”是去公社上课的,在那里除了外语,我是学的俄语,英语不懂,音乐不行,其他的什么科目都教。在生产队呆了五年,从播种到犁田、扒田、插秧、中耕、收割,全部学会了。


问:最后返程,有些人会不会留在那里呢?


何:不是想留就能留的。因为政策规定没有和当地人结婚的是不能留的,概率差不多也就5%,我们大队没有,但是隔壁有些大队有,结婚之后就在当地落地生根了。有些人毕竟是有文化的,而且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些人后来到县里做干部,也被提拔上去了。


问:老师,在增城下乡除了种田,有没有其他的活动?


何:没有,最多晚上看书的话就自己点个煤油灯,自己看,精神生活基本上没有。有时候有的同学回家一趟,我记得,他拿来俄罗斯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大家都围着排队看,因为这本书很厚,大概在一个人手里就一两天,大家拼命在睡觉的时候看,但总体来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问:有没有一些政治教育活动呢?


何:肯定有,那时候有“两报一刊”,要看中央发行的报纸,生产队也会订报。那报纸基本上都是新闻消息,也没什么理论。但我们在这方面比北京的一些知青就差了一些,他们那边有很多高干啊,虽然被打倒了但还是有点关系的,所以可以看一些灰皮书,这些我们是看不到的,从来没看过。


问:之后和知青的那些同学还有联系吗?


何:刚刚也有提到,上礼拜天校庆还和那批同学聚会,离下乡也有四十多年了。1968年11月6号下去的,刚好是十月革命的前一天,记得很清楚。反而倒是大学的同学,当时四个班有两个年龄比较大的,我算是最大的,还有小的二十七八岁,大部分都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我是高考那年孩子还没有出生,进来的时候孩子出生了。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毕业分配,你必须回去,汕头来的回汕头,韶关来的回韶关,所以大学同学比较分散,在广州的还是经常聚的。


忆往昔美妙岁月,感今朝蓬勃生气


问:老师,您是广州海珠区本地人吗,对广州的变迁有没有了解和感受呢?


何:不是,我是浙江人。1962年我父亲因为工作调动才到这边来的,我是新广州人,不算老广州人。60年代和现在当然是不能比的,我那时住在“河南”的工业大道,沙园附近,现在那边的旧房子一点都找不到了,全部拆掉。你看我们华师现在还有旧的东西吗?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回来,想找过去的痕迹也没有了。


问:老师,您参与编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可以谈谈背后的故事吗?


何:过去我们的教材是朱东润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而文学史部分是用社科院版的,但觉得他们的编排方式差强人意。


我们当时也不是综合性大学,而是师范学校,学生将来是要去中小学教学的,那就得训练学生严密的思维,所以就觉得要自己编一套教材。


我们中间花费两三年时间,编了一套四本,把文学史和作品选合并起来。朱东润的一套全集是六册,简本一册,简的太简,繁的太繁,根本讲不完。现在的教学计划也不断在变,我读书的时候古代文学这门课是400多个学时,后来我教学的时候压缩到210个学时,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了,我退休八年了,可能又有一些变化。


过去中文系里最牛的就是“两古”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而且老师跟我们说将来人家就看你“两古”的成绩,还有毕业论文,别的都不看,所以当时也就选择了这个学科。


后来还是安排四个学期,一个学期五十多节课,我觉得很难讲,过去分先秦、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可能刚开头时间就完了。现在说不清,在2006年讨论教学大纲的时候,我就说,现在的非专业课程的数量超过了专业课程的数量,我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将来培养的学生能教什么?我对这个还是持保留态度的,起码在学校里边保障专业学习时间,学得很杂,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


我们当时的主编是曹础基老师和罗东升老师,然后分段,分几个教学小组,对年轻教师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教案要给一个甚至两个老师批过,然后提意见。


在曹老师做教研室主任的时候,带着我们全部老师去听另一个老师的课,然后当场评课,哪些行哪些不行,当时来真格的。所以老师本身的进步比较大,他给你开书单,回去的时候什么都要看。


现在相对来说这方面抓得不紧,就是博士、博士后来了之后有些甚至连备课的时间都没有,报到之后下学期就排课了,边备边上。那时候教研活动也比较多,好像派哪个老师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回来之后就作报告,包括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还要把整理出来的资料放在教研室让大家去看,所以大家对全国的学术和前沿问题把握得比较准。


现在就各干各的了,有些也不现实了,以前分到元明清这一段的有四个老师,罗东升老师因为年龄比较大身体不好,基本上也不上课,就剩下我们三个,年龄也差不多。我是1947年的,还有两个是1949年的。基本上就两个教学班,所以我们安排教一年休息一年,也就是另外两个人上,三个人上两个班就够了。


我现在听你们的课也深表同情,一个学期要考八九门课,我觉得开玩笑吧,学了也等于白学,考试前冲一冲,背一背,根本进不了脑,这边进那边出来。过去每个学期考两到三门课,很轻松,但是相对来说也不轻松,就是说时间是你自己的,你自己要抓紧时间去图书馆,去找研究的题目,经常跑老师家里,现在没有了。


2004年搬去大学城,我还去上过三年本科,上完课就要赶快搭车回来,哪有时间交谈?当然也可以在网络上交流,但毕竟和面谈差得远。


有一次我去重庆西南师大开会,那里的老师很长寿,八十岁以下是不做寿的。我们现在退休的,七十岁开始做寿,他们那里八十岁以上才开始做寿,九十岁以上的好几个,一百岁以上的有两三个。他们说生活很悠闲,上研究生的课哪里是在课室上的,今天研究生到他那里去了,天气不错,就带上几个研究生去泡茶馆、吃小吃,从早上稀里哗啦讲到下午两三点钟,课就上完了。完全是交谈的形式,我就觉得这好像有点西南联大的风情。


有些书、有些知识、有些学问是聊出来的,互相启发,这可能和我正正规规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记是两码事。生活这么悠闲,当然很长寿了。


陈:老师,在您带过的学生中,有没有几个比较突出的,让您印象深刻的?


何:我从1998年开始带研究生,退休时招生是招到2005年,他们毕业也就2008年了,也就是从1998年到2008年。


以前每届带一个,后来人数多一点就两个,总共带了11个吧。


有一个后来考上中大的博士,之后到河南大学就职,最近要调回来华农文学院,他已经拿到“副教授”的职称了。他2003年硕士毕业的,也算是快的了。还有一个2007年毕业的学生,研究张岱小品的,文章写得不错,后来去考中大文献学的博士。那年只有一个名额,他们本校考的有三个,华师一个,另外还有其他学校,好像总共是六个人。


我这个学生是笔试第一名,但是复试的时候就刷下来了。他脾气比较古怪,很喜欢跟老师顶牛,我是无所谓的,你跟我顶我就慢慢跟你说,但是复试完中大那边马上打电话来说,你这个学生怎么回事啊?我要是招他还怎么带啊?


我说,这个学生还是蛮上进的,大概有时候想法比较偏激,不过最后还是没招。他后来去了东莞,在一所中专当老师。



我当时还跟他讲,这既是祸也是福,祸就是你最后这一脚没踢好,否则就去读博士了。而福呢,你是2007年毕业,博士毕业要2010年。


我告诉你一个数字,2005年来这里求职的博士有10个,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十个挑一个;2006年来这里求职的有16个,名额也是只有一个,16︰1;到了2007年是29︰1。我说等你到2010年毕业的时候,未必分配和就业形势会好很多,而且读书也不一定要在学校里,出去也一样。


还有两个,一个是2002年考进来的,2005年毕业,2012年,他在高校觉得没有博士学位心里不踏实,所以今年(2015年)才博士毕业,是广西师大的。另一个是2006年毕业,分到肇庆学院,他现在跟陈建森老师读博士,叫温艳。


现在不得了,太多学生了,可能连老师都认不清他们。机会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抓住,就像你本科四年,要扎扎实实读四年,研究生三年也要心无旁骛,要积累和沉淀,这个很清楚。


心怀师德,教学相长


问:老师,请问您的教学理念是什么?上课有什么要求?


何:我上课得受教学大纲限制,不能够乱来,要按教学计划每节课讲多少。但我对学生也有要求,就是不要局限于我讲课的内容,因为我讲课的内容不一定是全面的,你要多看书,而且还要学会把东西串通。


我退休以后做过督导,听一个博士后讲课,完全按文学史上课,我觉得文学史上讲到的不需要太详细地去重复,反而要讲文学史上没有讲到的。


那节课她讲三国的战争艺术,讲如何正面描写战场,大多是外交、战前的谋划等这些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的战争类型,但是真刀实枪的那些就没有讲。我觉得可以从这里深挖问题。


我问她,你觉得中国最早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其实早在《左传》已有提及,虽然写战争是三言两语带过去,但战前和战后的东西写得比较多。而且读唐宋诗词这部分的时候,“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7)“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8),这就是中国古人对战争的一种理念。


这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把杀人当作一种乐趣,而中国跟看重“不战而胜”,这才是最高的战略,这种理念从先秦一直贯通下来。把这条线拉清,让学生再去考虑、搜集和研究,我放你们自己看,点到就不讲了。


比如有三个特点,你自己看就行了,到考试的时候要记住,别答不出来就好,但我现在就讲点别的,要这样讲课才比较灵活。


我教了七年多的函授,有一个好处就是从先秦开始讲,可以讲些不一样的,后来函授教研室解散后到古代文学教研室就一直教元明清部分。


实际上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先秦,因为它毕竟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易经》也好,《诗经》也好,《尚书》也好,看起来好像文学色彩不怎么强,但都影响到后代,可以一条线研究下来。


问:“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师您是怎样看待“辩士”的?


何:你看看《战国策》,周天子的皇权下降,各路诸侯纷纷涌起,那时候需要的就是人才,什么人才都需要,包括打仗的、鸡鸣狗盗的、能够说服人家的。


那时候也是中国士阶层刚刚兴起的时候,孔子开始把“学在官府”带到“学在大众”,“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9),你只要给钱,给十条干肉我就教你,有本事就可以去实现。但在秦汉以后,士阶层就被打压下去了。


《三国志》袁绍为什么失败?曹操为什么成功?袁绍听不得任何人的意见,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谋士出再好的主意他也不听;曹操却不是,大家集思广益,讲得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思考一下哪个更好一些,他就能打胜仗。


因为曹操来自底层,是一个宦官的孙儿,袁绍是四世三公,四代人在朝廷里做三公的,这样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的性格,这蛮有意思的。你想想这个问题就能把思维激活了,古代死的东西变活了,那你就能把学问做活了。


问:老师,您退休以后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


何:我退休以后在函授做了3年的督导,后来又做本科督导,去大学城听课,我去年摔伤之后就没去了,做了两届,也就是4年。我也是《师大晚晴》的主编,那边的工作比较轻松。



注:

①破四旧,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②曹础基(1937—),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庄子》学家,《易经》学者。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先秦分支》的编写,获得广东社科学优秀成果第二、三等奖。1989年获广东省优秀教师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从事高等师范教育40年、主讲《中国古代文学》《古籍校注》《庄子研究》《周易研究》《玄学》等课程。

③邓光礼,1956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广东省属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广东省文学会理事,屈原学会理事。岭南丛书编委会编委。1993年退休。

④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新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⑤桐城派,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称“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⑥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培养了大批学人弟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文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⑦⑧出自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

⑨出自《论语·述而》。

访谈|李博、柯晓敏、陈晓丹

校对|陈晓丹、周静、艾青

编辑 | 刘春妮

责编 | 秦若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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