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们的逸闻趣事(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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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5-22 13: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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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吴世昌

吴世昌先生说:“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要养成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

吴世昌先生说: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有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

梁漱溟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1966年,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吴健雄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熊十力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张季鸾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吴清源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张中晓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惟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方东美

高僧大德净空老和尚回忆他当年跟方东美念书时候情景:我二十六岁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方先生给我讲课的时候,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他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方先生说:“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鲁迅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启功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林同济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四、为学

熊十力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

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魏源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姚学塽极为赞赏魏源的悟性,魏源要拜姚为师,姚不允,辞道:“你他日定然在我之上,我又如何为你之师?”魏源道:“师学识渊博,又具极其宽容之治学之境,当为我之师。”姚说:“心在而已,何必如此斤斤而计?”

林纾

林纾自幼十分刻苦,曾在居室的墙上画了一口棺材,旁边写道:“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章太炎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

章太炎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梁启超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的文字也达致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康有为

梁启超评其师康有为:“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

张之洞

张之洞在《劝学篇》卷首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此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大概。

廖平

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

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

王国维

梁启超这样评论王国维:“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在。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

张伯苓

张伯苓办教育,重事功而轻学术。经济学家何廉强调统计的重要性,张便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张说:“你的方法常使像我这样的人用显微镜找大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能在中国做什么,我觉得所有的事我们都可以做,而无需去精研这些数字。假如我们想从城里修一条公路到校区,难道也需要统计调查吗?”

又有一次,张问人类学家李济:“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当时想对全国人民做头部测量,听到张的问话,十分不快,冷冷地回答:“人类学什么好处都没有!”次年,李济就离开了南开。

陈三立

陈三立有科学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处。他曾取一只病蝇置于案上,徐观其状,久久不倦。其诗精深真挚,根源正在于此。

朱谦之、缪金源

1923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作“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

钱玄同

钱玄同说:“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

他认为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

赵元任

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陈垣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

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

冯友兰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讲了一件陈汉章(一说陈介石)讲哲学史的趣事: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个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顾颉刚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任教时,以家在北平,向校长戴季陶提出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说:“我们这辈人,象树木一样,只能斫作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

顾颉刚大受感动,收回了辞呈,并表态要“留中大几年”。不过,他回了趟北平,结果,“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 ,于是食言而废。

杨树达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熊十力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属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金岳霖

汪曾祺《金岳霖先生》记:陈蕴珍(萧珊)曾问金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殷海光对他的老师金岳霖是这样回忆的: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

他并没有特定的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殷海光

西南联大开学,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教授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就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王浩

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

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林语堂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梁实秋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说:“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胡小石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

沈从文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吴世昌

吴世昌先生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不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

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

杨伯峻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情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洪深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冯玉祥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陈寅恪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陈尚君

陈尚君是朱东润的关门弟子,曾务农八年,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记忆力超群,博览典籍,在文学史料的补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12000多篇,较之前辈学人如逯钦立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华罗庚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

熊庆来看完这篇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

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郑天挺

郑天挺回忆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王元化

王元化:如果用知性来掌握美,就会把美的统一体内的各差异面看成分裂开来的孤立的东西,从而把美的内容仅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与特殊性的个体形成坚硬的对立,只能从外面生硬地强加到特殊的个体上去,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变成只是拼凑起来勉强粘附到内容上去的赘疣了。

王国维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五、纯儒

汤用彤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

林纾有侠义之风,曾有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康有为

袁世凯为笼络康有为,召他主持清史馆。康有为力辞道:“我若修清史,则袁世凯首为罪人,如此必不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罗振玉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王国维

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黄侃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章太炎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蔡元培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梁启超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

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王闿运

王闿运进京供职,有人问他:“民国诸贤,与咸、同间相比如何?”王说:“以今视昔,才智殆有加焉。惟昔人做事认真,今人做事敷衍耳。”

刘师培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云集北大,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可谓一时盛事。熊十力和冯文炳(废名)曾为争论问题而扭打不休,熊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但丝毫不曾影响关系。

萧公权

萧公权说,他在民国二十七年到昆明时,听见一位朋友说:Whatever Tai-sun Says, goes;Whatever goes,Chih-sheng Says。意思是说“岱孙(陈岱孙)说了便行;芝生(冯友兰)行了便说。”

蒙文通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实秋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钱钟书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途中,钱钟书手不释卷,怡然自得。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议。

钱钟书则告诉他:“字典是旅途的良伴。随翻随玩,遇到几个生冷的字,还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惜的是,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之习俗,趣味之深,不足为外人道也。”——邹文海 《忆钱钟书》

陈寅恪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身心俱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陈寅恪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梁思成

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有几十学生听课。最后一节课,梁思成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怎么考好?”学生没有一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

梁有点明白了,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同学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飘然而去。

熊十力

吴稚晖、李石曾在北大组织“八不会”,“八不”即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吸毒、不做官、不贪财、不阿谀。他们邀请熊十力参加,熊十力说:“你们这是结党,我不干,我是九不。”

梁启超

胡适评梁启超:“任公为我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胡适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

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朱家骅

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并欲请史语所中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执掌。但李方桂对语言学以外的东西,向如闲云野鹤,“一不拜官府,二不见记者”,于是朱就托傅斯年出面邀请。傅斯年去了几次,李方桂都不肯出任。

最后一次,李方桂坦率向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是做官的是三等人才。”那时候傅斯年正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李方桂这样说,岂不是当面给傅斯年难堪吗?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脾气,当然是有些不高兴了,但是也没发作,就“长揖而退”,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冯友兰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

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蔡元培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表现。

胡适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

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钱穆

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

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提醒钱穆道:“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梁漱溟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陈布雷

陈布雷效忠蒋介石,终于在全盘皆输的前夕绝望自杀,他代表了中国自古已然的一种“士心”,只怕连对手也不忍以“愚忠”视之。抗战时,他在给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可见,他是一个旧道德意义上的君子。

陈梦家

反右时期,陈梦家出于对古文字的热爱,说了一句“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文革”开始后,陈梦家遭到残酷的批斗,他向一位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于是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不料未死,10天后又自缢而死,足见他已义无反顾。

梁漱溟

林彪死后,针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十分不满,他认为孔子和林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说:“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这些道理虽然再明白不过,可是在当时敢于说真话的,竟然只有梁漱溟一人而已。

废名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晏阳初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徐复观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

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吴宓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

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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