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老舍-叶广芩:满族文学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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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7-31 15: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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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满族人”系列讲座·第7讲


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老舍-叶广芩


——满族文学掠影


主讲人:关纪新 教授





如果有人问我,满洲民族在文化领域表现最优异、奉献最突出的门类,是什么?我会告诉他:文学。

第二讲中,我们谈起过满洲民族先民的神歌、神话和民间说部,谈起过由萨满教思维派生的口承文化,是肃慎流脉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源头。满洲祖辈传承的讲述万千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丰富发达瑰丽多姿,造就了先民对世界非凡的想象力,也使族众世代葆有追逐带有奇思异想叙事讲述的精神嗜好。满洲从根儿上就是个爱好文学的民族。

进关以前满文刚刚创制。满人运用本民族语文写作的文学,在清代始终有所发展并取得许多成就。外界不了解他们的母语创作,因为满洲民族问世不久便身临中原,接触汉文化起速快步幅大,汉文创作出成就很早,又长期维持高水准,容易让人们忘记他们的母语创作。

我们的时间有限,这一讲只能主要说一说满洲人的汉文创作。假如放开谈,满洲古今作家队伍庞大,优秀作品举不胜举,也就只能忍痛割爱,挑几位代表性作家,大致地谈谈。



1

纳兰性德





这位康熙朝相国纳兰明珠府上的贵公子,生在大清入关后第11年。他仅活了30岁,却活得精彩十分。他身为御前侍卫,文武全才,颇受康熙皇帝信任,多次扈跸出巡,也单独完成秘不示人重要使命。尤其是他在文化方向业绩超群,因有“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词作大成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后来居上的杰出文学家。

纳兰性德是显赫的“官二代”,但生性不喜好尊贵,偏爱博览群书。他生命短暂著作惊人,20岁前便在汉人师傅辅助下主编出长达1792卷的《通志堂经解》。后来他又独立创作《通志堂集》20卷。

纳兰性德不是像某些文学史描述的,追求“汉化”,“已经”汉化。他具有满洲人的全部素养,“数岁即善骑射……无发不中”;精通满语满文,奉旨翻译过御制《松赋》,是双语作家;他还像开国时期满人一样渴望创建功勋;至于“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又是满洲人礼尊前辈的体现。

纳兰性德对于人生感触敏感,总是陷入微妙的心绪折磨。爱妻早亡的感情重创使他常存抑郁,繁复的现实砥砺和精神烙印作用于他,形成了艺术上婉丽清凄为主、天然浑朴为辅的多向度魅力。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潮,啼鹃恨未消。

——《菩萨蛮》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转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这两首词,前一首写于随皇上出巡时,倾诉了对妻子的思念;后一首写于爱妻故去后,泣陈柔肠寸裂无时或减的伤悲。透过凄楚、真挚的情感表诉,读者感觉得到他“哀感顽艳”颇似南唐后主李煜的特点。他的儿女情长,几百年来打动过无数红男绿女的心,十几年前,我曾听说有当代女孩子发誓:“非纳兰不嫁!”

性德词作抒发抱负、歌颂友谊,磊落炽烈。[金缕曲]是他写给忘年之交、汉族文人顾贞观的: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沈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金缕曲

身为满洲词人,性德作品从选题到审美,别开生面独领风骚。他在军事活动前沿写朔方军旅的词作,景观阔大,笔触冷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如梦令》

大学问家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启功《奉题成容若遗作笺注》诗写道:“渤海金源世可知,朱申奕葉见遗思。非关弧矢威天下,有井人歌饮水词。”也认定纳兰的文化根底是满洲文化。

纳兰性德艺术葆有着满人性情满人素质,世间多为他的这种性情与素质所倾倒。他向清初词坛输进了劲爽清新气息,使传统的中原文学领域风气为之重振。

在初涉汉文创作的满洲人里,纳兰性德既勇于又善于写出自己北方民族生活样态跟精神型范。我们在谈京旗风俗时引述过他写满洲少女骑马过市的[浣溪沙]。他在[采桑子](《塞上咏雪花》)里写道:“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古来咏雪作品很多,性德的却新颖奇特,他认为雪花本是“冷处偏佳,别有根芽”的特殊花卉,是世居苦寒之地的北方民族刚毅坚忍性格的象征,也是代表作者人生选择的物象。这位豪门贵公子,短短一生从未让人嗅出“纨绔”味道,他自称“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认定自己命中原本就该是骑射民族一个野性小子,降生到京师贵宦的“乌衣门第”,纯属偶然。他身处顶级汉人文化圈儿,却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和中原士子一模一样的人。

性德在世之时,满汉两族文化隔膜还未化解,他愈是领民族文化交流风气之先,便愈是难以排解文化上的两难选择。有一次,他伴驾东巡吉林乌拉,那里正是叶赫纳兰先人海西女真旧部辖地,写下了[浣溪沙](《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词人的“兴废感”,并不像有些解释者所说,是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的宿怨。词的前三句,句句大写意,描摹眼前民族故土与当年毫无变化的渔猎场景,这既是经济场景,在性德这位文化人心里,更是文化场景——它酷似民族先民尊奉萨满教时代的文化场景,置身其间,词人感到亲切更感到激动,心情就像海东青在飞扬!第四句,作者追忆与当初蛮荒生活场景吻合的部落间的战争,却不是专指金台什与努尔哈赤之战的遗迹;不容有片刻的思绪滞留,猛然间,回荡耳际的却是佛教梵钟的鸣响,它提醒作者,就连自己民族的故乡,此刻文化也在剧烈变迁……词人对民族文化的兴废感触,有多强烈。

性德不想像汉族宿儒那样塑造自我。即便汉族文化博大精深,也不行。脚踩着两片文化的他,左顾右盼。有时他会把二者结合起来:“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狩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有时他会保持对民族文化故态的留恋:“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有时他会感到被不同文化撕扯的无奈:“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时他会记录自己对文化百态前因后果的诧异:“雨打风吹都似此,将军一去谁怜。画图曾见绿荫圆。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有时他更会以梦境及心境的急转弯来表达脚踩两种文化的心理激荡:“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匆匆走罢一生的纳兰性德,不知面临着多少困惑与折磨!

杰出词人纳兰性德的满洲文学事业,自他投入开始,便在跟汉族文学近距离的交流中,探索和寻觅着有异于汉族文学的、写出真我的别途。



2
曹雪芹



《红楼梦》是一位由满洲社会走出来的文学家,在书写一个清代独特历史中满洲豪门世家的故事。遗憾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红学”论文与专著几乎百分之百,均有意忽视此点。人们舍弃“满族”和“满学”视角,是“红学”难以接近目标的核心原因之一。

作为满洲贵族典型的荣、宁两府,从庆典仪轨、岁时应季、婚丧度制、馔食品色、服饰发型、行止则例,到人伦秩序、嫡庶纠葛、亲友酬对、主仆掣约,再到用度收支、家计操控、明暗运作、福祸酿变……作者了然于胸,书中信笔挥洒,无不写得从容自然、确当翔实,鲜活完整地摹现出了当时满洲贵族生活的大千样况。

迄今所能观赏到的由这部小说改编的戏曲、影视作品,人物着装发型均是中原样式,违背了书里描写。书中的宝玉,本是“靛青的头,雪白的脸”,“在家并不戴冠,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乃满洲贵族少年男性剃发垂辫样式。书中多次写到宝玉着装,是“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大红金蟒狐腋箭袖”、“荔枝色嗉呢的箭袖”。“箭袖”是“箭袖袍子”的简称,是不同于汉家男子宽衣大袖衣着的满式狭窄衣袖服装,在窄袖上接出半圆的“马蹄形”袖头,故称“箭袖”。书中还写宝玉“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这“鹰膀褂子”更是满洲阿哥骑马显示威武的时髦装素。

《红楼梦》所写满洲贵族家庭,凡女子绝大多数皆是天足。《红楼梦》写了许多美貌女性,却极少写到她们的小脚,为此遭到过嗜好“三寸金莲”读者的挖苦,说《红楼梦》只写了些“半截美人”。

残留于满洲贵族府邸的“家奴”现象,书中涉及很多。老奴焦大便是在宁国府中倚老卖老的下人,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

《红楼梦》里写赖嬷嬷、赖大、赖尚荣一户典型的家奴世仆。赖嬷嬷说到她对孙子的管教:“我说:‘小子……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读者按照《红楼梦》中贾、赖两家关系,就能放大出作者雪芹家族,与清朝皇家世代主仆的关系。作为“世仆”,做上奴隶便可谋得巨大利益,但凡主子未翻脸,仆人不肯轻易离弃“做稳了奴隶”的地位。

《红楼梦》写道:“(这宝玉)说起孩子话来也奇: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污臭逼人!’”这是作者对于女儿性情的纲领性阐释。我国中原社会具有男权特征,对女性绝少尊重,《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金瓶梅》,无不对女性肆意辱毁。《红楼梦》却突破千古文化重压,唱响歌咏女儿“清爽”圣洁的新调式,说它是“石破天惊”也不过分。有关满洲传统“女尊”观念的来历,前面已经讲过,不再重复了。《红楼梦》借宝玉之口道出的男女性别观,是作者对满洲独特性别理念能动的归结与提升。贾府内的众多少女,包括探春、惜春、黛玉、宝钗、湘云、香菱、妙玉、晴雯、鸳鸯、平儿、司棋等等,个个姣外惠中禀赋不凡,突出了作者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脱世超凡的女儿观。

满人喜爱长篇叙事文学,是由历史深处带过来的文化癖好。清朝入关后,满人们照旧需要解决这种文化饥渴。他们尝试进入小说写作,精通满、汉双语的满洲翻译家也通过翻译汉族长篇小说为满文,给粗通些满文的下层同胞阅读。

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定鼎中原已达百年,身处京师的满洲人大多学会了汉语日常会话,并初步创制了“满式汉语”——新型的北京汉语方言。

雪芹写《红楼梦》是要拿他刚掌握的满式汉语,给同胞们写书,《红楼梦》最初读者里不大见得到民人。雪芹知道满洲人顶喜好的文体是什么样,果然正中满人读者们之下怀。据说,此书连当朝皇上都看了。

《红楼梦》破天荒地全面展示京腔京白在造就文学巨著上的艺术魅力。作品最精彩的是人物语言,再平凡不过的家常话,被作者点石成金,便令读者拍案称绝。《红楼梦》还担得起清中期京师俗语“百科”的名份。曹雪芹亲近口头俗语的嗜好,也可看出八旗文人对耳畔市井语汇之偏爱。在这条俗白晓畅的文学路上,雪芹与他的前后同胞们一起,共同标示出来满族文学的又一特点。

红学家俞平伯说过:“我们试想,宋元明三代,口语的文体已很发展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到了清代初年才有呢?恐怕不是偶然的。作者生长于‘富贵百年’的‘旗下’家庭里,生活习惯同化于满族已很深,他又有极高度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爱好,能够适当地揉合汉满两族的文明,他不仅是中国才子,而且是‘旗下’才子。”

清代满人主张文艺要“雅俗共赏”。《红楼梦》通盘展示大雅大俗、雅俗共赏的艺术格调。这部小说一旦问世便引起阅读热潮。“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清代中晚期直至当代,《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取得压倒一切的读者数量,雅俗共赏,是头一条原因。

《红楼梦》写得顶精绝的章节之一,是“刘姥姥一进大观园”,穷人刘姥姥来走阔亲戚,如果一副凄苦到家的样子,早教王熙凤给打发了,她带着平和的心境,憨态的言行,插科打诨的作派,出现在老少贵族之间,让贾母及府邸上下男男女女欢喜得什么似的,刘姥姥是以下层人的智慧禀赋,占尽了与上等人“文化互动”的彩头。你瞧它是喜剧,是闹剧,是正剧,还是悲剧?对书内不同人物、不同故事而言,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我们说刘姥姥幽默,还不如说作者幽默,雪芹写出了刘姥姥的貌憨而实慧,调笑适度,温婉绵长,饱含生活气息却笔笔暗藏机趣,实得诙谐大法之真章儿。从满族这个盛产幽默感的民族中诞生的作家,字里行间流注的,也不可能老是一本正经。

关于《红楼梦》,我在下一讲还会接着说一些。


3
文康



小说家文康出身于满洲军功世家,他家当初的显赫要比曹雪芹前辈还高。富贵的家境到文康手里没能保住,“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

文康生活的时代,大清国内忧外患不一而足。八旗劲旅精神蜕变显现出来,社会风气腐蚀严重,内乱频仍吏律失控,百姓生存日见艰难,世风民心江河东泻。文康仗着正宗旗人的未泯良知,写就了这部伤时忧世的长篇小说。

《儿女英雄传》讲述的是,旗籍侠女何玉凤为报父仇浪迹四方,遇到旗籍书生安骥以及民女张金凤一家同时落难能仁寺,施展武艺将他们救出,撮合安骥和张金凤成婚;后来何玉凤得知仇人被朝廷翦除,在众人规劝下也嫁与安骥,与张金凤一起和睦事夫,促成安骥中举出仕,合家荣华子孙富贵。

希望自己家族好,民族好,国家社稷都好,这在小说家文康说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他煞费苦心,勾画出再造祥瑞的蓝图。安骥之父安学海是作者赞许的形象,他主张以封建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处污世而不染,惨遭陷害不弃初衷,终于得到好报。小说倡导“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思想是有缺陷的。

以往文学史界对《儿女英雄传》指责极多。宣扬封建时代陈旧观念是其主要罪名。其实,文学史上因袭前人观念写的作品多得很,若都用今日理念去从严筛选古典文学作品,符合标准的只怕不多。

《儿女英雄传》最醒目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它是首部直截了当、放开手笔书写清代满族社会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

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我们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龙飞东海,建都燕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就这座京城地面,聚会着天下无数的人才。真个是冠盖飞扬,车马辐辏。与国同休的先数近支远派的宗室觉罗,再就是随龙进关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务府三旗,连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汉官,何止千门万户!说不尽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都不在话下。

这是《儿女英雄传》“开宗明义”的文字,用墨鲜丽张扬,彰显着满洲作家意欲实现民族性写作的快感。一开讲,就为读者展开出云蒸霞蔚的康雍时代社会画卷。那个时代最让后世满洲人自豪,文康以此为创作背景不难想象。一个民族,有时多像一个人,都愿意常提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反而会隐藏起不大光彩的“走麦城”。文康希望清朝及八旗社会“末世中兴”,期待康雍时代及其风发精神的复归。

接近60万言的《儿女英雄传》,无一处游离于旗人世家的人与事。它在描画清代八旗生活和民俗流变方面,达到全景观的笼罩,从八旗历史由来到具体家族的辗转经历,从“旗人生计”的积累成形到旗人日常家居之细况逐项,从旗人家族婚丧规制的执行到他们对长幼礼法的持守,从科举取材方式到旗人读书入仕路径,从旗人家教尤为重视伦理精神培养到子弟们道德观念的催化,从八旗大家族保持的家奴世仆现实到旗人尽忠于朝廷社稷的理念,从八旗进得中原“汉习渐染”总趋向到旗人后代发生的气质异化,从八旗成员对“国语骑射”传统的珍视到这一传统的无奈蜕变,从旗人跟民人交往接受汉语表达方式到旗人家庭内部称谓上的固守满习……不一而足。

小说还如实表现了清代旗人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展示了当时的旗民关系。

书中讲到皇家破例给了安骥一个“探花”身份,安学海父子俩冷不丁讲起了满语,这儿用汉字记音,接连写下了多达几十个字的满语,是表示旗人家特定交流时刻才有的“神圣性”与“私密性”。安骥进考场,一名叫答哈苏的跟班官吏主动为他掏钱雇人夫去送,还说:“好兄弟咧,咱们八旗那不是骨肉?没讲!”

《儿女英雄传》的安家也有些“家奴世仆”,当中有个叫长姐儿,是伺奉安学海夫妇的丫头,安骥被派去乌里雅苏台而二位少奶奶有孕不能陪同,有“漆黑的个脸蛋子,比小子倒大好几岁”的她,成了安骥“收房”纳妾之选。安太太想到这丫头的出身便生迟疑,长姐儿前辈是清初战俘“贵州苗子”,她是个有苗族血脉的“家生女儿”。

老爷道:“太太,你就不读书,难道连‘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这两句也不曾听得讲究过?……我看长姐儿那个妮子,虽说相貌差些,还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赏罪人之子何伤,又岂不闻‘罪人不孥’乎?……”

清代,满洲是来自偏远一隅的蒙昧寡民,遭人讥诮,当读了古来文献,才深信自己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也用一视同仁的眼光看待其他周边民族。文康这么写是有用意的,他在呼唤人们,弃除闭锁渺小民族心态,复归光明大度视野。

《儿女英雄传》极度丰富的口语化京味儿语言,在中国古典作品中间,最其醒目。胡适说:“《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它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言语于今敢用了;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谈话有许多地方比《红楼梦》还更生动……充满着土话,充满着生气。”

《儿女英雄传》是京白语言的丰美大餐。作品的何一节任何一页,扑面而至的,全是19世纪京师满人最高口语水准的言谈句式,纯正、动听、明快、酣畅并且富有气韵张力的“京片子”,在字里行间俯拾皆是:

一套话,公子一个字儿也不懂;听去大约不是什么正经话,便羞得他要不的,连忙皱着眉,垂着头,摇着手,说道:“你这话都不在筋节上!”跑堂的道:“我猜的不是?那么着你老说啵。”

那个胖女人却也觉得有些脸上下不来,只听他口儿嘈嘈道:“那儿呀!才刚不是我们打伙儿从娘娘殿里出来吗,瞧见你一个人儿仰着个颏儿尽着瞅着那碑上头,我只打量那上头有个什么希希罕儿呢……谁知道脚底下横不楞子爬着条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亏我躲的溜扫,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闹个嘴吃屎。你还说呢!”

在满族作家文学的历史长流中,语言运用特别为世间瞩目。如何将汉语京腔把玩得更具艺术性,包括雅俗共赏、流畅、生动、准确、传神、晓白、悦耳、亲切、诙谐、美妙,是京旗众生长久之间乐此不疲的营生;满洲作家独享这项民族文化财富,更兼自己的“烹炼”功夫,把这种写进文学便会添彩的语言,锻造得令读者惊艳叫绝。京腔京韵的“京片子”语体到了文康所处时代,可说是成了一枚熟透了,咬上一口便会浆汁四溢、香甜扑鼻的果实,文康又是行家圣手,使《儿女英雄传》脱颖而成同时代语言艺术的高杆,并切为20世纪北京话登上国语王座,加分加票。



4
老舍


正红旗满洲出身的“人民艺术家”老舍,是咱北京人和中国人的骄傲。在我国民间,尤其是都市社会各个阶层,老舍先生是最具广众亲和力的大作家。不论在任何场合,谈到老舍,三教九流都可以随口说出他作品中的许多故事单元或者细节刻画,人们还能就他生平和他去世的各类话题,随时随处开起即兴的“研讨会”。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长写的是旧北京下层市民生活。这和他的满族出身直接相关。随着清朝解体,北京城下层旗人失去“铁杆庄稼”,难以找到有效的谋生手段,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行列。他们当中,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作工匠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时代的老舍,与他们在命运上休戚与共,在成了作家,仍旧满怀深情关注这群苦同胞的遭遇。这类含有满族血统的生活原型,络绎不绝地被作家引进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中国文学画廊上的艺术典型。

老舍在前期写作生涯中,常常写到满族人的命运,却极少说明作品中间人物的满族身份。50岁之前,他面临着极不利于发展本民族文学的特殊现实。民国年间大汉族主义风行,满族群众普遍遭到歧视虐待,侮辱嘲弄,抬不起头来。老舍的民族心理陷入极度压抑。照他后来的话说:“那时,我须把一点点思想,像变戏法的设法隐藏起来,以免被传到衙门,挨四十大板。”他必须一再隐去作品中人物的满族身份,就和他的同胞在现实中所做的一样。它笔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乃至于写作风格都带着底蕴十足的满族特质,而从表层去看,却难以轻易看出是一位满族作家在进行着具有满族文学性质的创作。老舍晚年,他位于北京胡同中的“丹柿小院”,有时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道:‘给大哥请安!’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遇上了这般场景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老舍前期作品未能充分体现满族文学外在特征,却已具备了充分的和内在的满族文学特质,人们用科学的目光去看,还是会承认,它们仍然属于满族文学。老舍在极不利于满族文学发展的社会逆境里,为满族文学事业做出重大成就。

满人老舍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共和国建立之后。他注意到执政党奉行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变化。50年代前期,政府认定了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随后他又担任了全国人民大表达会代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了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数民族地位上升的实感。他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得到纠正。他有机会去各地亲自考察满族群众的生活变化。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满族同胞,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道路。他没有理由再掩饰个人的民族心理。他知道应当怎样把民族情感抒发到作品中间。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是主持人。他跟各民族作家齐集一堂异常兴奋。各族作家见到他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文学前辈,高兴极了,说,中国作家协会应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给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老舍青年时代走上文坛时,就有写出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愿望。他曾计划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的家传体长篇小说,却一直没法写出来,根本的原因,就是必须涉及满族内容,在当时很难被社会接受。1961年年底,他开始了这次异常重要的创作活动——撰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作家出身于清代末年正红旗满洲,“正红旗下”的意思,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由题目开始,作家就要让小说明确显示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

《正红旗下》,是一幅浓墨重彩地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族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作者于世相百态的精雕细刻间,写出了时代变迁关头满族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向。作品由京城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降生起笔,通过满族各类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描写了旗人们的经济处境和文化位置,表现了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人们迥异的心理状态:一些人寄生于这一制度之内,成天浑浑噩噩,对维新变法充满恐惧,已成了民族发展的障碍;而另一类人,则看清了“八旗制度”的陈腐,力图挣脱束缚,走向自食其利道路,代表了引导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说还涉及了大的社会斗争内容,以一个青年义和团民的出现,烘托出当时遍及城乡的义和团大事件。外辱临头,也引起了旗人群体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正红旗下》好似一部非同寻常的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作为清皇朝基础的八旗社会,展现了清政权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读者看到,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八旗满洲要冲出社会牢笼,民族要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必然。

老舍在写《正红旗下》之初想象不到的是,这部将展示他最高文学功力的满族文学作品,刚写出开篇部分的11章,文坛上空风云突变。先是出现把长篇小说创作大都指责为“利用小说反党”,随后又掀起所谓文艺必须“大写十三年”(只准写共和国期间的“新人新事”)的浪头。老舍无奈,只好把《正红旗下》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构思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断下来。此后,文学界的极“左”势头越发严重,老舍也在“文革”开始时辞别人世,于是,《正红旗下》——这部作家可以调动毕生艺术积累来创作的足以传世的大作品,便再也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艺术“绝唱”。

老舍活了67周岁。在广大读者和观众中有口皆碑的作品,还有《二马》《离婚》《骆驼祥子》《月牙儿》《断魂枪》《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等。他的创作,开现代京味儿文学之先河,以描写旧京下层人生为专长,以熔幽默手法与悲剧本质为一炉的风格为绝技,以雅俗共赏、循循善诱的文化批判为标志……特别是他以现代北京白话为基础的语言艺术造诣,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新文学领域,仍然是无人可与攀比的“No.1”。

正像世所公认富有语言天赋的满民族,在自己18世纪语言初步转型后奉献出杰出代表曹雪芹,和19世纪在继续砥砺淬制推出成熟的京腔方言后,再度奉献出语言圣手文康一样,20世纪,在北京话铺向全国继而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这个民族当然还有责任,第三度奉献出本民族的语言艺术骄子——老舍。三人,都堪称翼盖一代的语言艺术大师。


5
叶广芩



民族先辈作家们拓开的文学道路,现而今正越走越宽。当代满族已经拥有一支数千人的作家队伍,在创作实力上,在描述本民族历史与现实方面,都绝对不容忽视。

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位以书写北京满族题材见长的女作家——叶广芩。她出身于京旗叶赫那拉书香门第,家庭文化濡染使她受用匪浅,而成长正逢文革浩劫,又教她再三领受政治气压的排斥与淬炼。多方面的熏陶熔铸,化作了她骨子里的贵族气质,与为人为文金不换的大气跟淡定。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采桑子》和《状元媒》,讲述20世纪烽烟变幻下,老北京一个满族大家庭光怪陆离的命运故事,还有受关联的社会多层面令人唏嘘不尽的悲喜剧。小说诸多史料原型源于作家的家庭实有。可贵的是,写出如此荡气回肠的家族演绎,作家却没有给自己的讲述涂抹上悲怆怨艾的色调,她以沉浮不惊、荣辱两忘的淡淡然,不失客观尺度的心态,做到了对过往历史从容信步般的文学挥洒,引起了读者对破落大家族异样人物遭逢际遇的深度探询。叶广芩过人之处,不但在于她的所讲,也在于她怎样讲,不能不说是摹写满民族历史的最佳胸襟和最高智慧。

叶广芩提供给当今满族文学的养分,还包括,她举重若轻的讲述力道、寓意深广的叙事韵味、渊博道地的民俗知识、收放自如的文化信息,以及与老舍等满族平民作家有所不同的高端旗人语言调式、满族文化人不露声色的幽默“抓哏”方式……

叶广芩虽然还未达到文学大师的水准,她的个性书写,却已经为满族文学的当代殿厦,填充了不容缺少的新财富。百年以来满族史上几多风云雨雪,被她款款拈来,度时成文。当那些高昂的“革命”呐喊轰鸣过后,她是能够教人们读出清代贵族苗裔坎坷生存,并向这类人物命运投放温热关怀的第一人。

可以说,叶广芩的作品,在满族文学的世纪旅途上,竖起了新的里程碑。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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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纪新,满族,讷殷瓜尔佳氏,1949年12月出生,吉林伊通人。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家、老舍研究家、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为国家级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主编,编审、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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